2008年05月28日新民周刊（转自新浪）　　
　　新民周刊：希望永不失落
　　
　　
　　成都市许多出租车司机毫不犹豫地成为第一波自发抗震救灾的志愿者
　　
　　曾经以为

　　天倾西南。心倾西南。

　　国殇国难， 江河不安。

　　曾经以为

　　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

　　曾经以为

　　人心惟危，世间寡善。他人就是戈壁荒漠，坊间依稀极度深寒……

　　然而，川西传真、成都来电，大悲中涌现出无数凡人的真善美，案头突然溢满暖流，键盘突然爆满真情，我们的血，伴着前方记者的鼓点而一天天地走向沸点--

　　大灾之后防大疫：曾经以为，高温下的暴雨，暴雨后的高温，必然导致瘟疫席卷，多难的川西，是否会重现张献忠时代的暴戾，十室九空，殆无噍类。

　　然而前方消息--10万大军除疫，飞机空投消毒，疫魔已被牢牢压缩在很小很小的一块。

　　志愿者感天动地：曾经以为，三分钟热度也是热度，千里作秀也比冷血高尚，志愿者纷至沓来，灾区奈何添乱？

　　然而前方消息--志愿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洋溢着善力善念，从帐篷，到沟壑，从医院，到残垣，你蓦然发现，原来我好大的中华！原来我好善的中华！看似平静的芸芸众生，原来都是"衡阳的谭千秋"、"绵阳的胡开华"……

　　是啊，灾区的孩子怎么了？为什么刚刚混熟了又要彼此告别？"地震孤儿"为什么在当地是最忌讳的称呼？帐篷学校的琅琅书声为什么越来越响亮？……

　　曾经以为川西的故事行将结束，曾经以为川西的航拍不无悲凉。

　　然而，且看来自前方的延续报道--大爱永远延续，仁者所向无敌！

　　胡展奋(主笔)
　　
　　亲历北川防疫战：满城全是防化兵
　　
　　
　　解放军某防化营战士在北川中心教学大楼废墟上进行防疫消毒
　　
　　消毒组人员分别对北川县城反复消毒，全面防疫
　　
　　这场抗震救灾的战斗现已转至防疫、安置阶段，"大灾之后常大疫"，成了悬在人们心头的一把无形的利剑，防疫工作搞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到安置工作。面对可能的疫情隐患，整个四川北部严阵以待。北川，这座在汶川大地震中伤亡最惨重的城市，成为了抗震救灾防疫战的重镇与缩影。
　　
　　撰稿·杨 江(特派记者)
　　
　　满城皆是防化兵
　　
　　再入北川，已非易事。"我们不建议任何与防疫工作无关的人员进入北川，包括你！这既是为了灾区防疫，也是为了你的安全。"5月22日，有了绵阳市委宣传部的"特殊证明"，设在市委市政府前面火炬广场上的抗震救灾指挥部交通组才勉强同意放行，在路条上加盖公章时，工作人员仍劝记者三思。

　　还在绵阳市内，往安县、北川方向的道口，就有警察设卡。出了绵阳，不久便是东升收费站，这是一个"要塞"，从北川、安县、绵竹这3个重灾区进绵阳都必须经过这里。4个防疫人员身穿防化服，戴着口罩，严阵以待，所有从灾区开来的车辆都必须放慢速度接受全方位消毒。

　　有了那张路条，安县境内的警察一路放行，但刚到北川境内，路条就失效了，两名戴着口罩的警察快步冲来，挡在车前，看了路条大手一挥：人，可以徒步进去，车，绝对不行！

　　此前，20日凌晨开始，北川严令"封城"，这也是地震以来的首次"封城"，城里所有救援人员撤出，城外间隔半公里连设两道封锁线，整个县城除了防疫人员，只准出不准进。

　　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沿途不断看到穿着防化服的防疫人员在已被损毁的村庄里消毒。终于到了北川门户--任家坪收费站，前几日安营扎寨在这里的救援部队已经撤离，"关内"满眼尽是防化兵，进进出出，每个战士都是"全副武装"。

　　北川中学所有坍塌的教学楼都已经被救援部队翻过一遍，前几日弥漫在校园中的腐臭味已经没有了，扑鼻而来的是浓烈的消毒水味，连空气都是湿润黏稠的，直往毛孔里钻。

　　下午近5点，北川突然戒严，一个庞大的车队驶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视察北川，此刻，正是北川中学的定点消毒防疫时间，距离总理不足20米的教学楼废墟上面，两辆红色军用生化消防车，正在用高压管向废墟上空喷射杀毒药水。

　　总理拒绝了随行人员递来的口罩，以此向外界表明，北川以及整个四川地震灾区是安全的，灾后没有瘟疫流行。

　　北川县城除了部队防化团与地方防疫人员，任何人都不可能进入，从关卡处遥望县城，朦朦雾气中依稀可见残破的大楼与穿梭的防疫人员。

　　一名防疫人员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不日将对县城实施空中直升机消毒，连抗震救灾指挥部都要从北川中学内迁出，搬至数公里外的擂鼓镇。

　　总理走后，暮色也逐渐降临，在弥漫的消毒水味中，防疫人员开始吃晚饭。记者找到了江苏赴四川卫生防疫应急救援队的领队陈连生。

　　"北川县城现在除了部队防化团，就是我们江苏疾控与河南疾控能进。江苏疾控一共派出了40人，分为两组，一组负责北川老县城的消毒杀虫(以下简称"消杀")，另一组负责灾民集聚点擂鼓镇的消杀。"他说。

　　北川的防疫形势是严峻的，这个城市震前也不过2万多人，但是震后，救援人员加起来就超过了5万人，吃喝拉撒，这么多天来全在这里。"5万人已经超出了北川原来的城市负荷，何况现在，它的环卫、疾控系统都已经被地震摧毁。"

　　另一个重点人群在擂鼓镇，4.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要安置1万多名灾民。这几天，已经有很多灾民陆续返回擂鼓镇。

　　陈连生介绍，因此，他们与国家CDC一起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尤其是生活用水，自来水21日已经通了，但是由于北川的自来水处理设备已经损毁，因此还是不能直接饮用。"但是可以请外界放心的是，上游的水并没有污染，我们前几天到水源地测定是二类水。"

　　另一个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几万人的大小便，在先前一段时间，救人要紧，来不及处理这个问题，很多人只能随地大小便，带来很大的防疫隐患。因此，陈连生立即向指挥部建议，在17日，按照30个人一个蹲位建立了简易厕所。

　　"生活垃圾也是一个难点，容易滋生蚊蝇，这些都是病毒的传播媒介。"陈连生说，自5月15日来到北川后，他们就一直负责北川老城区的消杀，每天背着30斤的药水、30斤的器械跟在救援部队后面，救援人员每发现一具罹难者遗体，他们就要跟上消毒。
　　
　　我看到了你的悲伤
　　
　　北川老城现在已经被认定不适合人类居住，一方面背靠的山脉一旦有地震就会发生坍塌，另一方面老城下也埋了太多罹难者。国家已经决定将在北川地震遗址上建立地震博物馆。

　　对于遗体的处理外界非常关心，尤其是埋尸场，陈连生给有关部门提出了建议：遗体的处理一定要一层遗体，一层生石灰，因为，消杀只能解决蚊蝇问题，而遗体腐败后会产生尸碱，容易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指挥部采纳了我们的建议，从绵阳拉来了4卡车石灰，现在我们又提出要在埋尸场上面铺水泥地，因为上游有水库，要防止水冲下来，导致遗体漂浮。"他说。

　　北川新城区内，北川中学的新校区在地震中被山石埋没，只剩一杆旗杆，学校对面有一个硕大的建筑深坑，陈连生告诉记者，部分罹难者的遗体就埋在这个深坑中。

　　罹难者的遗体起初还用卡车运至绵阳境内的多个火葬场，但5月16日开始，由于气温攀升，遗体高度腐败，指挥部决定对所有遗体就地深埋。

　　5月18日开始，江苏疾控与负责北川新城区消杀任务的河南疾控人员开始对这个埋尸场进行消杀。疾控人员从上午8点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当天气温很高，尸臭厉害，陈连生说到现在脑子里还是那股浓厚的异味。

　　走在遗体中间，疾控人员心情沉痛，但是必须做好消杀任务，既要尊重罹难者的遗体，也要对活人负责。由于遗体高度腐败，法医在现场对遗体进行拍照、采样时，尸水沾身，陈连生们还要对法医的衣服、鞋子进行处理。从19日开始，部队防化团接管了这个工作。

　　作为一名深入灾区核心的消杀人员，50多岁的陈连生见证了太多的北川悲情。"惨不忍睹，惨不忍睹！"他不住摇头，"我没有见过这么惨烈的，我的心里也有阴影了。"

　　陈连生所负责的北川老城区，巨大的山体坍塌，瞬间整体掩埋了北川的幼儿园、人民医院以及茅坝中学等公众场合。灾后，巨大的碎石堆从很远处就能看到，俨然一个巨大的集体坟墓。陈连生介绍，至今下面还埋着上千罹难者的遗体。

　　5月17日前的救援阶段，陈连生每天都会看到很多伤心欲绝的父母守候在这个"坟墓"边上。一位神情恍惚的母亲，每天都带着女儿生前喜爱的衣服站在原来中学所在的方位，陈连生很多次路过都被这位母亲拦住。

　　"我女儿可漂亮了，1米7的个子，唱歌很好听的，我听见她在下面唱歌呢……"

　　"昨天上午，我在老城区又看到一名女青年搀扶着一名老太太在碎石堆前烧纸，一打听，原来，女青年的老父亲是北川地区唯一一个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老中医。在5月12日的大地震中，北川人民医院被乱石埋没，整个医院260多名员工，据说除了前一晚夜班后回家休息的没有遇难，其他几乎没人幸免。"

　　"这真是惨绝人寰，想想还有那么多住院病人、门诊病人，这个医院床位就有300多张，整个医院起码上千人罹难。"

　　他告诉记者，昨天仍然有消防官兵在表层寻找遗体，此前搜救工作也结束了，整个城区废墟下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现在，遗体已经没有办法挖出来了，因为挖出来也没法收集，都已经高度腐败，你一提，要么手掉下来，要么腿掉下来。因此，废墟表层遗体被处理后，深层的遗体就留在原地。"

　　碎石堆下的遗体其实就是等于深埋处理了，因为掩埋最深的罹难者可能近一百米，大大超出了深埋的要求。

　　北川城内现在还有很多丧家犬在废墟中寻找主人，不肯离开，还有一些灾区群众依然试图突破封锁线进城寻找遇难亲人。

　　在最初的几天，陈连生无数次看到有人守在遇难亲人遗体边上不肯离开，根本不顾遗体正在腐败，甚至有一位男子找到妻子遗体后，用一条红毛巾将妻子的脸裹起来，然后捆在自己的背上，骑上摩托车要把妻子带到最好的殡仪馆。

　　每每谈到这些凄惨的画面，陈连生都难受得难以继续。

　　7点，远处的北川城逐渐消失在暮色中，负责北川中学场地消杀的自贡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依然背着喷雾器在忙碌。

　　防化团官兵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已经开始从北川城陆续撤出，每个人都被严密的防化服包裹着。

　　他们一路走过北川中学门口，留下浓浓的消毒水味。
　　
　　九洲见闻
　　
　　经过沿途道道关卡的消毒，我们终于回到绵阳市，绵阳市民闻到我们一身的消毒水味就知道刚从灾区回来。不过，大家并没有对我们退避三尺，因为至少到现在灾区还不是疫区。

　　第二天上午，记者来到九洲体育馆，这里同样戒备森严，门前的大路已经实行交通管制，除救护车、运送救灾物资的车辆外，闲杂车辆一律禁行。与灾后最初几天相比，九洲体育馆显得有序得多，安置3万多名灾民的帐篷几乎占满了体育馆外的所有场地。

　　旗杆下，一堵寻亲墙上贴满了寻亲启事，一位年轻的母亲不肯接受4岁幼子已深埋北川老城区幼儿园废墟下的事实，坚持认为孩子只是失踪了，几乎带有偏执地不顾丈夫的反对，将儿子的照片贴得到处都是。另一边，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贴着妻儿的照片，5月12日，他的妻子抱着儿子去北川人民医院打疫苗，结果一去不返。照片上，母子俩坐在游船上笑容满面，照片前，生者潸然泪下。

　　来自各地的医疗机构将营寨扎在最显眼的地方。不时有灾民到医疗点看病领药，医生们最不敢掉以轻心的是发热与腹泻病人。疾控人员时刻监测灾后可能出现的疟疾等病情。绵阳市中医院还将预防感冒等疾病的中药熬好放在道路旁供灾民取饮。

　　"回去告诉帐篷里的乡亲，都来喝，这样可以防止生病。"医生守在一边，对每一位前来取药的灾民嘱托，她告诉记者，每天都要发放十几桶中药。

　　一些心理疏导志愿者正在陪灾区来的幼童们做游戏，另一边志愿者刘宇明突然疾步走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队的站点前。他告诉医生吴卫东，22号帐篷的灾民孙玉珍突然头痛、心慌。吴卫东不敢懈怠，几乎是跑步跟随刘宇明来到了22号帐篷。

　　58岁的孙玉珍是北川县邓家乡(音)村民，地震时被木头砸了一下脑袋，当时没在意，没想到这几天头痛厉害了起来。吴卫东赶紧给他做了初步的神经体征检查，发现没有明显的颅内伤痕，于是又将他带到医疗点作了血压检查，也排除了高血压，于是叫过一旁的当地医生，要求将孙玉珍送至市内的医院做颅内检查。

　　这样的接诊，几乎每过几分钟就有一起，刘宇明忙得几乎连喝水的工夫都没有。不过，他觉得欣慰的是，"作为一名医生，此刻不能奋斗在灾区，是会终身遗憾的，就像你们记者，不亲临现场，好像就是对不起这份职业。"

　　"要确保灾后无大疫，两头是关键，一是灾区，比如北川，二就是灾民集聚点，比如九洲体育馆。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一场无形的战斗，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对手藏在哪里。"绵阳市疾控中心九洲体育馆站点，队长李钰说。

　　5月12日下午发生地震时，李钰正在参加单位的手足口病应急培训，"没想到，应急培训的知识很快就用上了。"绵阳市疾控中心专业人员不过125名，按照绵阳市卫生局局长雷百灵后来的介绍，实际能上"战场"的不过八九十名。

　　地震发生后，绵阳市疾控中心立即派出了两支队伍到北川实施防疫，李钰和另三个同事则被派到了九洲体育馆。"13日，灾民来的还不是很多，一天后，灾民就一卡车接着一卡车地被运来，防疫难度骤然升级。"李钰说。

　　现在，李钰身边有数十台喷雾器，来自各地的50多名志愿者解了她的燃眉之急，因为专业CDC人员大多被派到绵阳的重灾区北川、安县、江油与平武。"一开始志愿者不多，喷雾器也紧缺。我们几个女同志只好拿着手提壶在体育馆内消毒杀虫，消杀一圈要两个小时。"

　　获悉灾区紧缺喷雾器后，不少志愿者购买了喷雾器前来支援。每台喷雾器加上消杀药物，足有至少四五十斤，志愿者们每过一个小时左右就要集体消杀一次。
　　
　　防疫在细微处
　　
　　午饭时候到了，一辆从烟台开来的货车运来了烟台市政府捐赠的600箱苹果，物资处，来自各地捐助的物品已经堆积如山。灾民不缺饮食，但问题是，捐赠的食品多是饼干、方便面，习惯了吃热米饭的灾民们一连吃了两周的袋装食品，已经有些厌了。

　　一些僧人也在住持的带领下运来米饭、炒菜，普济众生。腿有残疾的绵阳市海棠花园小区低保户蒲信严也开着残疾人三轮车来到体育馆。低保户骆洪贵、金为元、肖兴兵开着残疾人三轮车跟在蒲信严车后，警卫拦下了他们的车队，蒲信严出具了有关部门给他开具的运送救灾物资通行证。

　　为保证灾民的饮食安全，原则上，绵阳市并不鼓励爱心人士带熟食到灾民安置点分发。

　　蒲信严他们运来的是6大桶粥、3大锅白菜炒肉，还有1000只鸡蛋，从5月14日开始，他们每天都在中午准时来到体育馆。地震发生后，蒲信严号召小区内的低保户、残疾人给灾民熬粥，"我们都是领国家救济的，平时靠开三轮车赚一点生活费。没有经济能力给乡亲们煮饭，只好熬粥。"蒲信严说。

　　"每天早上四五点，大家就起来熬粥，每个人都在自己家里用小锅子煮，熟了就端到楼下，倒在一起，有些残疾人住在六楼，煮四五锅，一锅一锅端下来，很不容易。"他介绍。

　　灾民很快在他们的三轮车前排起了长龙，十多分钟，一大锅粥就分完了。蒲信严他们商议好了，鸡蛋只供应给孕妇和儿童，"孕妇给两个。"不时也有一些老人来要鸡蛋，蒲信严有些为难，但是不忍心看到老人殷切的眼光，于是偷偷把鸡蛋塞到老人手心里。

　　还有个别灾民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小气，不给我们吃干饭，菜也给这么少！"蒲信严只有叹气，自己自言自语感慨：灾民也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啊。

　　一些灾民吃好饭后开始排队洗澡，在体育场南边空地上新增了简易沐浴房与厕所，"每人限定洗澡15分钟，一天可以供应1200名灾民洗澡。"李钰说，保持灾民的生活卫生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疾病效果。

　　但，遗憾的是，仍有一些群众一时改变不了原有的习惯，不注意个人卫生，甚至随地大小便。九洲体育馆内的厕所原本有先进的感应器，但灾民们并不懂得如何使用，弄坏了很多，干脆都在绿化深处解手，弄得体育馆内一片狼藉，好在经过工作人员的指导，现在终于摆脱了混乱。

　　体育馆内外到处都是人，很多人躺在地铺上百无聊赖，有志愿者在分发灾后防疫的宣传单。由于人数太多，体育馆内混杂着汗馊与消毒水的气味，所有的大门都被工作人员打开，以便通风。

　　李钰这边，几个志愿者短暂休息后，又背上了喷雾器开始进场消毒杀虫。李钰的身后，路的另一头是帐篷学校，孩子们的琅琅书声从各个帐篷传来，她特意嘱托志愿者拿着手动的喷雾器到校区消毒，以免机器的轰鸣惊扰了震后这难得的安宁。

　　指挥部突然来了电话，前方北川县城需要5名消杀志愿者支援，志愿者们都很踊跃，最后身强力壮的志愿者马存恩、陈志绵、李大伟、罗大悟、曹和被李钰点兵。

　　"穿上防护服，带上干粮、纯净水，不要给前方添加麻烦，一会直升机来带你们。"李钰一声令下。

　　绵阳市卫生局局长雷百灵接受《新民周刊》记者专访时指出，其实，把数万灾民安置在城市边缘，从防疫的角度是一个下策，对城市安全构成很大威胁。

　　"之所以安置在九洲体育馆内也是地震发生初期情急所致，现在，我们考虑将灾民逐步分流，迁出九洲体育馆。"雷百灵说，"身强力壮的灾民，我们鼓励他们返回灾区的安置点，生产自救。"

　　自5月24日，分流开始，1万多名灾民登上政府安排的客车返乡生产自救。

　　眼下的四川，正值夏收，由于地震，灾区早已干枯的油菜无人收割，农民们也舍不得扔下到手的收成，迫不及待地加入返乡人流。

　　截至当天晚上，九洲体育馆内的灾民离去多半。
　　
　　紧缺专业人员
　　
　　5月23日下午，记者来到了另一个防疫重镇--绵阳市殡仪馆，由于16日后所有罹难者遗体就地深埋，殡仪馆火化压力减缓，至20日已经恢复灾前正常状态。"5月12日这一天，仅绵阳市内就拉来了100多具罹难者遗体，两天后，从北川运来的遗体越来越多，有时候一卡车就运来50多具孩子。"在殡仪馆工作了10年的王进说当时的场面惊呆了他。

　　殡仪馆7台火化机24小时连轴转，每天也只能火化100多具，"实际并没有那么快，因为法医还要在现场拍照、提取生物样本，编号，编好一具，火化一具。"王进说，从一开始，殡仪馆就着重卫生防疫，每过一小时，甚至更短时间就在馆内消毒杀虫一次。

　　现在殡仪馆内除了少数罹难者遗体因家属意见没有火化外，其余都已经火化，骨灰统一存放在殡仪馆，待家属从公安部门的罹难者照片库辨认出后，凭编号认领，因此，殡仪馆现在的防疫压力并不大。

　　实际上，雷百灵与陈连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差点就泡在消毒水中的北川城，应该不会出现疫情，相比之下，灾后防疫的重点与难点现在已经转移至整个灾区的各个乡镇，尤其是一些至今道路仍未能打通的山村，"你甚至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如何。"雷百灵担忧。

　　"在灾区与绵阳之间，人员流动仍然很大。"在她看来山区地震防疫与平原不同，"靠的是人海战术"。但缺人、缺药却成为了眼下最大的难题。

　　5月24日，在火炬广场，不断由各地赶来的志愿者找到绵阳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李六林要求深入北川参与防疫。"但我们需要的是有消杀经验的专业人员，随着防疫工作的深入与要求的提高，不是普通志愿者能够胜任的。"李六林说。

　　当天的统计数据是，绵阳地区现有来自省内外的47支CDC(疾控中心)专业支援队，共计894人，绵阳本地CDC人员只有125名，为了弥补缺口，甚至一些乡镇医院的工作人员都被抽调出来。

　　"即便这样，还缺300名专业消杀人员。"李六林介绍。不过，志愿者却是热情不减，李六林天天解释，嗓子都哑了。

　　"我看至少70%的志愿者，现在都应该回去。既没有专业知识，又没有防护能力，只能给灾区防疫工作添乱。"辅助李六林的志愿者，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何国忠说。

　　"北京来的一名志愿者，刚到北川，看到地震惨状就昏倒了，医务人员还要来救他。"何国忠说，类似的志愿者很多。

　　当天，驻扎北川中学的指挥部营地撤离，40多组机动消毒组分别对撤离后的北川空营区反复进行消毒。7部喷洒车从四周对北川中学进行消毒水喷洒。

　　经过10多天的反复搜救，在北川县城和北川中学废墟下，已无法再找到生还者，于是指挥部决定从搜救阶段转到全面防疫，撤离搜救人员，对北川县城实行交通管制，北川县城封城，派直升机和专业防化部队对灾区进行全面防疫消毒。

　　目前，已在灾区开展饮食、饮水、环境消毒、杀虫等工作，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从绵阳返回成都，途中似乎又见到了非典时期的场景，在高速收费站，所有进入成都的车辆都必须经过消毒通道，客车上的人一律下车在一旁的消毒水盆中清洗。

　　面对可能的疫情隐患，整个四川北部，严阵以待。-
　　
　　女卫生局长的12昼夜
　　
　　这12天来，雷百灵几乎没有回过家，轿车里塞满了衣服、被子，累了，她就到车上躺一会。
　　
　　撰稿·杨 江(特派记者)
　　
　　5月24日，在绵阳抗震救灾指挥部，记者遇到了这样一位双眼布满血丝，一脸憔悴，披着一件外套，怒目圆睁，拍着桌子对属下急吼"快去执行！快去执行！"的女人。

　　她就是绵阳市卫生局局长雷百灵。51岁的雷百灵自嘲在工作中从不被人看作为女人，她当过医生，做过市政府副秘书长，雷厉风行，性格泼辣，工作务实。

　　她让记者全面感觉到了灾后防疫的严峻形势，却也让我看到了希望。
　　
　　捡来一条命
　　
　　昨天夜里，雷百灵吃了安眠药，总算睡了4个小时，这是地震发生以来，她睡得最长的一次。地震发生后连续3天，她没有睡觉，此后每天大多在凌晨4点睡觉，然后又在早晨7点起床，赶到指挥部。

　　这12天来，雷百灵几乎没有回过家，轿车里塞满了衣服、被子，累了，她就到车上躺一会。

　　雷百灵说，自己也是捡回了一条命，5月12日，这天她本计划到安县的茶坪卫生院检查工作，结果因为要主持卫生局的干部竞聘没能成行。下午，她正在单位附近的茶楼二楼与竞聘干部谈话，结果地动山摇，"茶坪在地震中完全被摧毁了，如果我去了，可能也罹难了"。

　　因此，她说，现在防疫的关键时期，"我就是累死在岗位上，也无所谓了。"

　　她很感慨5月11日晚上，由她主持的绵阳市公安卫生系统联谊晚会，她穿着一身旗袍，"哪像现在这样，不成人形"。

　　联谊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单口相声"今夜我们注定无眠"，讴歌的是绵阳公安、消防、医务多方联动救援的过往事迹。"谁也没想到，第二天真的无眠了。"雷百灵说。

　　地震发生后，她冲下二楼，遇到一名穿着黄色孕妇服的孕妇，街道两边的大楼全在摇晃，孕妇吓得浑身发抖。"我就抱着她，直到几分钟后地震平息。"街面上到处是警车、救护车呼啸而过，到处都是惊慌失措的市民。雷百灵一路狂奔至卫生局办公楼。
　　
　　防疫队连夜开往北川
　　
　　由于卫生局大楼已被部分损坏，她无法进入，于是在门卫簿留言：卫生局所有人员注意，必须向我书面报告，灾后一小时你的岗位、你的行政行为。

　　这是她地震发生后下的第一道命令。所有卫生局工作人员路过门卫处都要阅读局长指示，签到，然后明确岗位。由于当时还不知震中在哪里，雷百灵下了第二道命令，要求所有干部分别到市区各家医院指导工作。

　　她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疏散住院病人，第二，开通灾后急救通道，第三，有老百姓集聚的地方一定要有医务人员。

　　发完这些命令，她又开始跑，"以往抗洪和阻击非典的经验告诉我，应该到市政府报到。"

　　还在半途，她就遇到了市委派出来找她的工作人员，对方也在一路狂奔。

　　"那时候，交通就是靠腿，通讯就是靠吼。所以前三天，我们嗓子都哑了。"雷百灵说。

　　绵阳市第一台手术在地震发生后40分钟内进行，她也感慨，"绵阳市幼儿园，最后被领走的都是公安干警与医务人员的孩子。那天下着雨，孩子们就站在雨里等。"

　　"防疫工作从一开始就介入了。"雷百灵说，12日晚上，四川省派出的22辆救护车带着药品与医护人员到达安县。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北川没了，深夜12点，从北川城千辛万苦跑出来一个县委常委，北川派出来6支队伍报灾情，结果就出来了这一个，来了就跪在市府前的火炬广场痛哭：北川没有了！"

　　凌晨3点，第一支由绵阳市疾控中心组成的防疫队开赴北川。13日，国家卫生部开始派遣医疗队入川。

　　雷百灵接到的第一支省外医疗救援队来自江苏省卫生厅，胡晓抒副厅长亲自带领108名医务骨干，带着2万毫升血液赶来进驻绵阳各大医院。此后，58支来自各地的医疗救援队陆续赶到，3000多名医疗人员立即投入救治。

　　"13日下午，在胡厅长的帮助下，我们开始制定绵阳地震灾后疾病卫生防疫的技术方案。"雷百灵介绍，胡有着8年的省级疾控中心副主任经验。

　　14日，方案完成，胡晓抒又与雷百灵一起组建了10支防疫队，每支队伍由一半专业人员、一半志愿者组成。

　　"本地CDC可调配的不过80人，所以胡厅长亲自培训，每支队伍培训20分钟，培训一支派出一支。"雷百灵回忆，"我们当时要求路能通到哪里，防疫人员就要到哪里。"
　　
　　"我不亡命不行"
　　
　　"防疫工作一开始进展并不顺利，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当然是救人要紧，你总不能对着活人去消毒吧。"雷百灵说，"当时很多道路不通，防疫也无法展开。"

　　雷百灵不断求助外省支援的专家，然后与指挥部商议方案。汶川大地震，破坏程度超过唐山，而且地震发生在山区，防疫形势异常严峻。"我们要在这么大的地震面前做到大灾过后无大疫，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目标。"雷百灵说。

　　抗震救灾其实就是四个方面的工作：救人、救治、防病与重建。这四个方面，卫生上占了三块，"救治，你还可以看到病情，但防疫则是一场无形的战争。防疫搞不好，安置就失去了前提。"

　　雷百灵14日早上10点给绵阳市市委宣传部部长发了一条短消息：李部长，地震造成的毁灭目前是局部的，可是如果疫病发生，造成的毁灭将是全局性的。希望媒体能挤出一点空间，把老百姓的注意力转移到防疫上。

　　"今天我又给各个媒体的负责人发了消息：请各大媒体大力支持，切实做好防疫工作就是救活着的人，切实落实好各项防疫措施，就是救更多的人。"雷百灵告诉记者。

　　"我们在座的人，没有死于地震灾害，但是连续多日的抗震，我们的抵抗力受到严重伤害，如果遇到疫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她认为，要创造一个大灾过后无大疫的奇迹就必须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防疫人员应该比救治人员更多。山区的防疫，是靠人海战术。"

　　"当前，我们的主要困难是专业防疫人员严重不足，防疫药物、器材严重不足。"雷百灵想充分用好外省的支援。

　　"要发挥专家的优势，在救人阶段，他们可以降低死亡率，在救治阶段，他们可以尽量减少伤残程度，现在，防疫阶段，他们可以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持。"

　　但是雷百灵觉得惭愧的是，"每支医疗队上飞机前，都是当地省长送行的，可是到了绵阳，我不能很好地在生活上照顾他们。"

　　于是，雷百灵每天忙碌一天后，临睡前给各省在川卫生厅厅长发短信道歉、慰问，以期用感情打动对方。

　　"大恩后谢！"她的短信总是这样结束。

　　"准确地说，北川的医疗体系被彻底损毁了，平武大部分损毁，安县、江油部分损毁，但我们还是在第一时间恢复了传染病报告网络系统。"雷百灵说。

　　深入灾区的防疫人员现在用海事电话报告每日疫情，实行零报告制，"我们从最坏的角度做了方案，追求最好的结果。"

　　雷百灵呼吁外界要明白"灾区"并不等于"疫区"，现在针对疫情有两种恐慌，一是领导恐慌，二是非灾民恐慌。

　　"我可以负责地宣布，灾区传染病与震前无任何异常，保障北京奥运公共卫生安全的总策划就在我们绵阳。"她告诉记者。

　　这12天内，雷百灵也回去过两次，一次是胡锦涛总书记来绵阳视察，雷百灵想在领导接见前先回去洗个澡。"刚进浴室，江油发生余震了，我就后悔，臭美啊，没有死在战场，死在家里，丢脸！"

　　第二次，李克强同志来绵阳视察，又有人劝她回去洗个澡，结果还没打开家门就地震了。从此雷百灵就不回去了。

　　"我现在不能停下来，我一停下来，就会掉眼泪，就会想到我所看到的那些惨烈的场景。"雷百灵说，"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5月19日，国家哀悼日，她的情感似乎彻底崩溃了，尽情宣泄了一遍，哭得两眼红肿，"现在不要说灾民需要心理辅导，连我自己都需要。"

　　雷百灵每天都在研究防疫工作还有哪些漏洞，她三天换一次衣服，被家人责备为"亡命徒"。

　　"防疫形势迫在眉睫，我不亡命不行！"雷百灵扯开嗓子。-
　　
　　郑鑫和她的新同学
　　
　　
　　九洲帐篷学校五年级（3）班的孩子，从左至右，郑鑫、袁杨与戴红领巾的王禹
　　
　　我们很贪玩，比外面的孩子还要贪玩；我们上课的时候非常认真，以前不认真的，现在都认真了。经历地震，我们更坚强了、我们变得更有同情心了。我们都好像在一夜之间长大了似的，每个孩子写的东西都像大人写的。
　　
　　撰稿·贺莉丹(特派记者)
　　
　　"我们这里的每个学生都非常担心自己的同学、亲人。我从来没问过我们班的孩子关于爸爸、妈妈的事情。因为北川的好多小孩都没有爸爸、妈妈了，一问，他们就要哭，所以我不敢去问"，11岁的郑鑫很懂事，她原本是北川县擂鼓小学五年级(2)班的学生，汶川地震发生后，在2008年5月20日，郑鑫被编在绵阳灾区九洲体育馆帐篷学校五年级(3)班。

　　绵阳市教育局向《新民周刊》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5月21日，绵阳市5598名灾区学生已全部在城区得到妥善安置并顺利复课，其中，绵阳城区共建帐篷学校6所，安置灾区学生2858人，而九洲帐篷学校接收了灾区学生1900人。

　　洁白的大帐篷、天蓝色小帐篷是孩子们的教室，国旗在微风中飘扬，九洲帐篷学校是一个临时的大家庭，这里的孩子都是汶川地震中的幸存者，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幸运的传奇。

　　"不是最惨的才是感人的，留下来的就是最感人的"，一位志愿者这样说。

　　郑鑫所在的九洲帐篷学校五年级(3)班，同学们来自北川县麻柳小学、南华小学、曲山小学、曲山镇任家坪小学等，共21人，女生9个、男生12个。郑鑫对身边的小朋友总是小心翼翼，地震留下的伤害仍在，她不止一次看见过小朋友们哭鼻子。她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男生比女生多出3个，"我们班的男生很调皮，女生很听话，所以他们可能会欺负我们"。

　　这种担忧很快就被冲淡。短短几天，郑鑫就结识了新朋友--12岁的袁杨跟王禹。
　　
　　新五年级(3)班
　　
　　下午4点半放学后，郑鑫常常到小帐篷教室附近转悠，这比老呆在住的帐篷里好玩多了。郑鑫性格开朗，嗓门响亮，走起路来，两只羊角辫随着雀跃的步伐一蹦一跳，她一身白裙子是一位好心的阿姨送的，脚上的宝蓝色凉鞋从擂鼓镇一路穿到绵阳，补了又补。

　　袁杨和王禹原来是北川县曲山小学五年级(4)班的同学。单眼皮的袁杨，很瘦，喜欢笑。王禹虎头虎脑的，红领巾的领结总是习惯性地甩在脖子后面，如果不仔细看，不会发现王禹头顶那块新结痂的伤口，那是地震留下的印记。

　　郑鑫、袁杨和王禹临时的家就安在九洲体育馆近搭建的大帐篷里。"大人出去玩，就嘱托我帮他们看帐篷"，帐篷学校没开课前，王禹常觉得"无聊"。

　　王禹的母亲梁怀芝身上的钱，只够在绵阳给儿子买一件T恤、两条裤子和一双夹脚塑料拖鞋，王禹到哪儿都穿着这双夹脚拖鞋，上体育课也不例外。他穿着它，跑得飞快。他很想有一双球鞋。

　　五年级(3)班中，像王禹这样穿着拖鞋上体育课的孩子还有很多。给这些小朋友"变出鞋子"，是郑鑫的一个美好愿望。

　　5月19日，绵阳九洲体育馆的帐篷学校开课了，许多孩子都是主动要求到九洲帐篷学校念书。

　　5月22日，郑鑫领到了一个深灰色的牛仔布书包，郑中华早晨也喝到了牛奶。但郑鑫领到的数学课本错发成了四年级下学期的了。

　　郑鑫上课的小帐篷，注明的是四年级(1)班的教室，但实际上是四年级(1)班跟五年级(3)班共同使用一个小帐篷教室。

　　5月23日中午12：30，四年级(1)班学生任小松背着书包进了小帐篷教室，11岁的任小松穿着一件长长的T恤，一屁股坐在靠门边的第三排。四年级(1)班上午上了两节英语课，老师说下午要上数学课，任小松"怕迟到"。这个原来是北川县任家坪希望小学四年级(2)班的小男孩坚持留在九洲帐篷学校念书，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他的两个姐姐，他们的父母都已回北川县。

　　任小松刚坐下，王禹就跑过来宣称，"这是我的座位！"

　　"这是我的！"任小松气鼓鼓的，十分倔强。

　　"他把我的位置霸占了！"王禹气呼呼地跑回第一排，跟郑鑫告状。帐篷教室有限，这样串班的事情常常发生，孩子们都见怪不怪了。

　　当天下午1：30，孩子们就开始在外面排队集合，下午的课是在大帐篷教室上课。

　　陆续有新的孩子加入九洲帐篷学校。王禹跟以前曲山小学的同班同学李川打了个招呼，李川刚来，还没分班，上午跟着一些孩子上了体育课，"这娃的学习相当不行，篮球打得相当好"，王禹评价。

　　等到郑鑫、王禹和袁杨转了一圈，再跑到大帐篷教室时，总共14排位子都坐满了，他们3个只好跟其他小朋友挤在了一起。北京来的一位叔叔朗诵了一个成都六年级孩子写的文章《活着》，"活着，本身就是恩赐"。

　　这几天，总有一些从外地专程赶过来的大人要给孩子们上课或讲话、唱歌，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让孩子们笑起来。这天下午，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女老师给孩子们讲了京剧中的生旦净末。后来，几百个孩子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个课还是有意思的，我们上课的时候总会有很多人围在外面，总会有许多记者在里面穿来穿去，咔咔照相"，郑鑫总结。

　　郑鑫喜欢在本子上写点字，这让一些小男生很好奇，"男生就喜欢翻别人的隐私，我今天在我的书上写东西，他们就来翻，我警告过他们，五次了，他们还是不听！还有那娃也是"。郑鑫称呼同学陈识宇为"那娃"，她总是记不得他的名字，妈妈高朝元对女儿这样老气横秋地称呼同学很不满意。

　　五年级(3)班班主任贾春蓉来自绵阳外国语学校。负责九洲帐篷学校小学部工作的绵阳外国语学校校长唐江林告诉《新民周刊》记者，目前九洲帐篷学校小学部共有675名孩子，每个年级3个班，绵阳外国语学校目前有64位老师在九洲帐篷学校授课。

　　郑鑫喜欢上贾春蓉的课，有时，贾老师会叫郑鑫站起来背诗，诗很长，郑鑫背得结结巴巴，背完了，贾老师总会鼓励她，"贾老师很温柔，对每个学生都非常关心"。

　　对于王禹而言，一天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看书，"以前给王禹买过几百元的书，现在都埋在土下了"，王禹的母亲梁怀芝说。王禹常坐在九洲体育馆路灯下看书，凌晨才钻进帐篷，通常清晨6点多，他就醒了。他和袁杨都要看文言文版的《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白话文看起来没有韵味"，袁杨强调。
　　
　　孩子们，把地震讲出来
　　
　　有一次上课，老师让帐篷学校五年级(3)班的孩子把地震中发生的故事讲出来。"老师想让我们从地震中的阴影走出来"，郑鑫解释。每个孩子的经历都不同，孩子们有时会讨论：地震时是应该往外跑，还是应该趴在桌子底下？

　　王禹的母亲梁怀芝在北川大酒店当服务员，地震发生后，梁怀芝找到了儿子，却找不到在北川县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丈夫王志龙。"爸爸一定没事"，王禹一直这样安慰妈妈。后来他们得知，王志龙当天骑摩托车去了香泉镇，死里逃生。5月13日，王志龙在九洲体育馆一见到儿子，就哭了。

　　不幸的是，王禹的侄子涂栋文，表姐任静、表姐夫赵斌及他们在曲山小学一年级(1)班读书的儿子赵茂林均遇难。梁怀芝常常止不住眼泪。"万一表姐他们去接侄子，跑出来了呢？"王禹这样劝妈妈。其实他知道，表姐一家三口住在北川县城广播局宿舍楼，房子早就塌了。这样说，只想让妈妈不那么难过。

　　"我们很贪玩，比外面的孩子还要贪玩；我们上课的时候非常认真，以前不认真的，现在都认真了。经历地震，我们更坚强了、我们变得更有同情心了。我们都好像在一夜之间长大了似的，每个孩子写的东西都像大人写的。有些孩子写的东西特别感人，他们对地震的感悟特别深"，郑鑫说。
　　
　　"爸爸，你在哪里？"
　　
　　5月12日地震发生以后，袁杨的父亲，在北川县交通局工作的袁勇失踪了，交通局被震成一片平地。袁杨找到妈妈杨华，问的第一句是，"爸爸在哪里？"

　　灾难没有停止，同时罹难的还有袁杨的两个妹妹，大妹胡萌萌，5岁，在曲山幼儿园念书；小妹袁蕊佳，2岁。曲山幼儿园就在大山底下，汶川地震发生时，两座山"包饺子"，山体滑坡，将山脚下的曲山幼儿园彻底推垮，当时，袁杨的舅妈抱着袁蕊佳去幼儿园附近看人打麻将，他们三个，都没能出来。

　　抱着一线希望，5月14日，袁杨母子到绵阳市的医院一家一家地找了个遍，都没有能找到父亲袁勇。5月20日，母子俩只能又折回九洲体育馆。

　　袁杨总觉得不安，他总是问妈妈杨华，"爸爸到底在哪里？"而妈妈总是静默。

　　5月23日中午11：50，袁杨蹦蹦跳跳地回到他住的27号帐篷取书包，他总是很早就到帐篷学校去。阳光很刺眼，27号帐篷的篷布高高卷着，篷友们将排队打来的饭菜凑到一起吃中饭。母亲杨华盘腿坐在靠门边的位置，在接电话，泪流了满脸，顾不上擦，双眼红肿，手中一支烟，尚留半截。

　　袁杨的笑容一下僵住了。他跑过去问妈妈旁边的罗阿姨，我妈妈为什么哭？罗阿姨回答，有人给你妈妈打电话说，你爸爸去世了。

　　袁杨没有吭声，一把抓起书包，掉头就往外走。王禹在旁边叽叽喳喳，闹腾得很，郑鑫很紧张地朝王禹使眼色，王禹显然不理会。袁杨一言不发。

　　靠近帐篷学校的操场旁边，那里有几棵小树。袁杨停住了，一只手抱着树，呆呆地靠着，眼圈渐渐泛红，他没有掉泪。站了20分钟，袁杨直接往小帐篷教室走去，他在教室靠窗的第二排位置上坐定，趴在桌子上，头埋在手臂里。小帐篷教室的窗，是纱质的，阳光或雨水，都能飘进来。

　　王禹推袁杨，袁杨没有反应。王禹又绕到帐篷教室的纱窗口，对着袁杨做鬼脸，袁杨一动不动。"这娃没哭呢，只掉了一颗眼泪"，王禹还是嬉皮笑脸。

　　郑鑫坐在第一排，她很生气，匆匆在本子上划了一行字--"你再说，我修理你！"她拿着这张纸在王禹眼前挥舞，这招很管用，王禹果然安静了许多。

　　郑鑫埋头，在一张纸上写下--

　　"袁杨：你平时一直是个笑娃娃。失去爸爸没有什么的，你还有妈妈，还有我们呀！看看海伦吧！袁杨，要乐观，要坚强。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这次的经历是对你的磨砺，要从中坚强起来，袁杨！'我坚强，因为我是中国人！'"

　　郑鑫飞快地将这张纸对折好，塞到袁杨的抽屉底下。半小时过去了，袁杨仍然没有抬起头。

　　郑鑫又在纸上画了一个笑脸，写上"微笑"二字。她跑到小帐篷教室的纱窗前，拿着自己的作品对袁杨不停地摇，"袁杨，你看看嘛！"

　　袁杨终于抬起头来，他神情恍惚地看着窗外，窗外有孩子在做游戏。他在他自己的世界，他不搭理任何人。

　　中午，开始有志愿者开始给孩子们发青桃，郑鑫领了3个，给王禹两个，让他留一个给袁杨。分桃子时，郑鑫才发现，袁杨不见了！郑鑫出去找了一圈，没有结果。过会儿，袁杨没精打采地出现了。

　　"袁杨回来了！"郑鑫欢呼，从王禹手中的两个桃子里挑了一个漂亮的，塞到袁杨手中。

　　去领水的路上，郑鑫被重庆团委设的一个心理咨询点吸引了，这里在开展小学生的互助活动，一个戴眼镜的阿姨拿着一只粉红色的猪娃娃，对郑鑫说："这是重庆的小朋友送的娃娃，如果你给这个小朋友写一张卡片，就可以得到这只小猪"，猪娃娃是重庆市沙坪坝磁器口小学四年级(2)班的林浪同学捐给灾区小朋友的，郑鑫马上写了一张明信片回复林浪，"有你们的爱，我们定会重新家园"，她很顺利就得到了这只小猪娃娃，还抽空给重庆团委的向莉阿姨回了封信。

　　"这只猪很像你"，袁杨朝郑鑫比划。

　　"袁杨，这只猪送给你"，郑鑫咧开嘴笑。

　　"这是老师送给你的，你应该好好保存"，袁杨不要，在他看来，大家抢一个玩具很不好。

　　晚上8点，袁杨回到帐篷，"妈妈别哭，你还有我呢！"他跟妈妈说。
　　
　　"我们好久没吃肉了"
　　
　　沿着九洲帐篷学校乒乓球台的方向往前直走不远，就到了郑鑫住的53号帐篷，郑鑫跟妈妈高朝元和6岁半的弟弟郑中华住在这个墨绿色的迷彩色帐篷里。

　　每个帐篷从外面看上去都是如此相似。郑中华一不小心就进错了帐篷，嘻嘻哈哈地跑出来。人太多，郑鑫很多时候也会记不住帐篷号码，总是迷了路，一个一个帐篷看，要找好久。

　　郑鑫的父亲郑成云已回到北川县擂鼓镇的家中，房子已塌了，郑成云思忖着能否在家旁边搭建一个新帐篷，5月22日下午，他还从废墟中把自己的那辆摩托车挖出来，推到安县去修理，这一路，他得走4个小时。

　　53号帐篷满满当当地住了20号人。狭小的草径将帐篷分成楚河汉界两边领地，郑鑫一家的这边共住了4户人家，对面住了7户，其中有7个孩子都在九洲帐篷学校念书。

　　帐篷搭建在草地上，地上仅仅铺了一层彩色条纹篷布，郑鑫一家住的这一边放了两床被子，晚上，郑鑫和其他4人合盖一床被子。在靠近帐篷的出口，胡乱地堆了一些塑料袋和纸盒，放着饼干、方便面和几件衣服。郑中华的那只粉红色米老鼠书包，算是其中最吸引眼球的东西。

　　地震发生时，擂鼓中心幼儿园的王老师让郑中华所在班级的小朋友们赶紧往外跑，匆促之间，郑中华没有忘记抓上这只5岁生日时阿姨送的米老鼠书包。地震过后，这只书包成了郑鑫一家带出来的唯一"财产"。

　　郑鑫希望帐篷里能多有几个包包来放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要包包有什么用？现在，我们哪有什么东西要放？"母亲高朝元反问女儿。

　　"住帐篷比住楼房安全，不用跑，即使发生地震、帐篷砸下来，也不重"，母亲高朝元的自我安慰最终归结成，"能够有个落脚的地方就好"。

　　孩子们出去上学时，帐篷里静下来，高朝元常常想起过去这段日子以来发生的事情，好像做了一场噩梦，无法平静，"地震发生时，就像世界末日一样，房子全倒了、山跨个不停、雨下得很大"，当时，高朝元的唯一信念是，一定要把两个孩子带出去。

　　郑鑫好多时候都是吃泡面、饼干，"这些都吃腻了。米饭给你打一点点，吃稀饭基本上都是水。我还想变许多米出来，还要变许多的肉出来，我们都好久好久没吃肉了，好久没吃水果了"，5月22日的下午，郑鑫这样说，尽管如此，她最想要的仍然是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她带过来，她很高兴。

　　对于目前的境况，母亲高朝元已经很满足了，"孩子们在这里可以随便领饼干，就行了，但不能浪费。现在他们让学生优先吃饭，他们对学生很好了"，比如，5月22日的晚餐，郑鑫喝了一包牛奶，分到了小半碗稀饭，她显然没吃饱，又从帐篷的角落里翻出了一盒"蛋味酥"，干掉了。
　　
　　很想当面说一声谢谢
　　
　　5月23日清晨5点，天还蒙蒙亮，郑鑫就醒了，地上冷冰冰的，很不舒服，左脸很痒，蚊子早在那里叮了个包。

　　她睡不着，闭上眼睛，眼皮就在跳啊跳，被子很窄，稍微转个身都很勉强，妈妈和弟弟还在安睡，帐篷里没有电灯，郑鑫从小到大最怕黑，"想起鬼故事，就往下缩，把被子拉紧"。郑鑫将脚丫伸到被子外面，她触碰到了草丛中冰凉的露水。

　　郑鑫冻醒了，她爬起来，灵巧地钻出帐篷，帐篷里面黑乎乎的，但外面的路灯已经大放光芒。郑鑫坐在路灯下写日记，她喜欢写字，许多不能言传的意思都能够用文字表达。

　　时间尚早，她开始看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是重庆团委的向莉阿姨送她的礼物，其中大半部分是她在路灯底下啃完的。妈妈总跟郑鑫说，在路灯下看书会近视，她没让妈妈知道自己偷偷这样背道而驰。

　　天放亮了，弟弟郑中华还在熟睡，郑鑫和帐篷里的小孩一起去领早餐，她领到了一盒奶、一些糖果，接着去附近的水龙头洗脸。早起的人不多，没排多久，就轮到郑鑫，她漱了口，等妈妈给她买了牙刷，她一定要刷牙。"以前我都想不起来刷牙，灾难过后我就讲卫生了"，妈妈跟郑鑫说如果不讲卫生，疾病就要传播，郑鑫当然不想生病。

　　一些志愿者给灾民分发香皂和洗发液，郑鑫领到一份，她更喜欢草莓味的洗发液，这里没有。匆匆吃了一碗泡面，7点，她就准时到了小帐篷教室附近。

　　早晨7：50，五年级(3)班被安排去半山腰上的电子科大网络学院里上体育课，这里有一个大草坪，几个班在同时上体育课，孩子们玩得很疯。

　　五年级(3)班第一节课是打羽毛球，郑鑫打得不错，然后，孩子们一起玩"贴膏药"游戏。整个上午都是上体育课，时间拉得有些长，阳光很晒人，"好像是因为教室不够用，我们才到这里来的"，郑鑫说。趁着空档，郑鑫坐在草地上翻完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最后几页。她总喜欢含着一颗水果糖在嘴里，慢慢吃。

　　上午10点，郑鑫听说了，这个上午温家宝爷爷来到了九洲帐篷学校。她跑着将这个消息告诉老师，老师告诉她，温爷爷已经走了。郑鑫看上去满脸遗憾，"很想当面跟他说一声'谢谢'"。

　　5月23日上午11点多，袁杨、郑鑫一起去王禹住的14号帐篷。一些好心的人们开始在九洲体育馆发放饭菜，但这个中午，3个孩子决定都放弃排队等饭。因为前一天的傍晚，王禹排队去领饭，饭很多，菜很少，"如果没有菜，饭就吃不下去"，王禹说。

　　"除非你跑得像飞毛腿一样，排到前面，就可以舀到饭了"，郑鑫补充。

　　14号帐篷里一共住了26个人，有4个小朋友。王禹将拖鞋一甩，进了帐篷，王禹的妈妈梁怀芝是"篷长"，"晚上，我必须洗脸、洗脚、刷牙，不然我就不能进帐篷，这是妈妈定的规矩。我们都穿拖鞋，我们这个帐篷一点也不臭"。王禹最近的一次洗澡是在5月11日，地震发生前，他很想洗个澡，但头上伤口结痂不久，何况，昨天他不小心把痂碰掉了。

　　这个中午，大人们都不在，王禹像主人一样待客，把平时舍不得吃的零食都翻出来，孩子们现在可以在九洲体育馆的物资发放点领取各种零食。袁杨和郑鑫在军绿色的被褥上打滚，在一堆编织袋和塑料袋中间搜寻吃食。

　　郑鑫一口气干掉了4包牛奶，她很喜欢喝牛奶，她又将7个小面包塞进裙子底下的中裤口袋里，这样，她的裙子马上就撑得鼓鼓囊囊的了。
　　
　　黄丝带，黄丝带
　　
　　刚来九洲体育馆不久，郑鑫就跟着妈妈高朝元一起去报名当志愿者，郑鑫一路跑了6号区、九洲体育馆正门外等几个志愿者报名点，"他们都不要我，说，你太小了！"

　　高朝元成了一名志愿者，她还领到了一个志愿者的牌子，但她从来不戴出来，她只会默默地去帐篷学校打扫卫生，在路上，看到不顺眼的垃圾，她也顺道收拾干净。

　　郑鑫很想让母亲戴志愿者的牌子出门，"因为有个做志愿者的妈妈很光荣"。

　　"这有什么，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志愿者不在于牌牌，在于实实在在地做事情，那个牌牌不重要"，母亲高朝元告诉她。

　　"当个志愿者，就是了不起！"郑鑫重申。

　　5月23日下午放学后，郑鑫跟袁杨、王禹敲定，他们明天一起去考黄丝带志愿者。

　　5月24日早晨6：30，高朝元发现女儿郑鑫浑身打颤，最初，她以为郑鑫不好好睡觉，在她屁股上拍了两下，后来才发现郑鑫发烧了，马上将她送到附近的红十字会就诊点。

　　他们刚走，袁杨就到53号帐篷找郑鑫，没见到她，一个阿姨说，郑鑫输液去了。在帐篷附近的医疗点，袁杨没能找到郑鑫，他回到帐篷学校，看见一个手腕上绑着黄丝带的同学，一路问到了志愿者报名的读书点。

　　上午，郑鑫输完液，赶到读书点，她换的一套衣服，也是一个阿姨给的，长袖，一为防蚊子，二是可以捂得严实，病好得快。

　　"你的人缘很好"，袁杨下了结论。

　　这是一个自己爱护自己、帮助别人的黄丝带特别行动，孩子们如果想成为黄丝带志愿者，需要做到黑板上写着的以下九项--

　　要吃饱饭，要多喝水；要自强，每一天对自己做一些跑步，每天跑步十分钟，从早上8点；要自爱，要把身体保护好，不要做一些不安全的事；要自立，每天把学习放在第一；要把心里不开心的话说出来；要爱清洁，讲卫生，吃饭前、吃饭后，要洗手，每天要洗两次脸，清洁牙齿；让自己帮助别人，要自爱、自立、自强；如果帮不到的话找老师；感谢过去，想着未来，现在行动。

　　3个孩子先听南京的志愿者王宇诚讲了一遍，然后将这九项抄下来，再回答老师的提问。"我们要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袁杨说。在王禹看来，"当志愿者很快乐，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做志愿者"。他们很快过关斩将，左手手腕上都绑上了黄丝带。

　　傍晚6点多，黄丝带准备在九洲体育馆组织一场文艺演出，郑鑫成了文艺组组长，她跟来自三台县芦溪镇的志愿者老师邓晓华商量，准备演唱《阳光总在风雨后》，"能合唱就最好了"，她还想讲一段评书。"我们希望让孩子们快乐起来，让他们把他们的快乐传递给别人"，这是邓晓华。在整个过程中，郑鑫的小脸一直闪着光。
　　
　　分离在即
　　
　　九洲体育馆的空气中充满了消毒液的味道，就在这天早晨，人流熙攘，往馆外涌动。当天上午，九洲体育馆抗震救灾指挥部做动员，号召灾民们返乡生产自救。成群的灾民在九洲体育馆正门口汇集，一些乡镇的干部过来接所辖乡镇的灾民返乡。绵阳市委宣传部机关党委书记刘绪龙告诉《新民周刊》记者，目前大约有北川等地的上万名灾民从九洲体育馆转移出去，北川县委已在安昌镇设立了办事处。

　　兼任九洲帐篷学校校长的绵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姚定介绍，"目前，九洲帐篷学校最少约有1000名孩子。擂鼓镇的一些孩子家长已经返乡生产自救了，擂鼓那边的学校也搭建好了，学生现在回去也可以；曲山小学的学生现在还不能回去"。

　　这种离别的氛围也感染了郑鑫、袁杨和王禹。这意味着，他们3个人可能就要分开。

　　下午1点半得集合排练，袁杨找到郑鑫，他们一起去读书点，经过一条长长的"许愿墙"，两个孩子决定去写点什么。

　　"中国加油，四川加油！我永远爱你！"袁杨写道。

　　"郑鑫、袁杨、王禹，永远是朋友！"郑鑫这样写。

　　"我明天就是想赖着不走，我们才有黄丝带活动，我才跟袁杨、王禹耍得好一点，我还不想走"，郑鑫反复说。

　　"我要跟我妈妈走的。你一个人在这里，有吃的吗？这里又不是我们最终的家"，袁杨说。

　　其实，郑鑫还有一连串的愿望--

　　"在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想当科学家；在地震结束的时候，我又不想当科学家了，我又想去当志愿者。我想当医生就是想把有些病人医好；我想当科学家是想发明一个非常有用的地震仪，比如说哪里有地震，即使再小也能够测到。我还想当天使，因为天使有一个魔法棒，我挥一挥，挥一挥，这里地震就没有了。我还想，假如世界上有济公，该有多好，他把他的扇子一扇，再一扇，我们的家就有了。

　　"我想让我们有些同学死去的亲人都给活过来。因为他们有的失去了亲人，他们就变得非常的内向，就不愿和别人交流。我还想再修一个教室，我们就不用和四(一)班挤着用一个教室了。我还想变好多的课外书出来，因为这些天那里有一堆书，全都是小孩看的，没有我们这么大年龄看的，我想变一大堆那些名著，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好看。

　　"还有，我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变成好人，让他们珍惜粮食，比如我们有的孩子都吃不饱，他们的稀饭动了几下筷子，他们有的把那些泡面泡好了不吃，就给倒了"。

　　5月24日，告别这3个孩子时，郑鑫和袁杨送了很远。活泼的王禹却很反常，一直皱着眉头，很焦虑的模样，背过身，远远站着。

　　5月26日清晨，接到王禹短信："姐姐你好啊！我是调皮、帅气的王禹！我要到827学校去了！从绵阳普明坐11公交车到，袁杨和郑鑫没来。那天很抱歉！因为我的好朋友死了！"

　　同一天下午，去甘溪看望爷爷的袁杨发来短信："我妈说让我到绵阳火炬小学，在那管吃管住，我妈去打工。姐姐，你在成都帮我找一下我爸爸，你回上海也帮我找一下"。

　　一个小时后，袁杨又发来一条短信，"姐姐你要保重身体，出去时不要背那么重的包"。-

　　地震孤儿
　　
　　绵阳市民政局局长杨学辉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地震孤儿的身份确认尚需时日，在孩子的身份尚未明确之前，任何人不能领养孩子。
　　
　　撰稿·贺莉丹(特派记者)
　　
　　汶川地震，让许多孩子成为孤儿，他们经历巨大的灾难，又失去父母。

　　2008年5月21日，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陈克福就透露，初步统计有4000多名地震孤儿，但确认孤儿还要有一个过程。截至5月25日，数据显示，四川地震灾区孤儿和暂时找不到父母的儿童已达5498名。

　　这些孩子脱离了家庭生活的温暖，他们的未来让人关切与忧心。淡化孤儿的身份，给他们热情与爱，或许能让他们储备自愈的潜能与信心。

　　经过科学城隧道，往绵阳市东北方行车60公里，就到了梓潼县。位于翠云东路的梓潼县儿童福利院目前是绵阳市唯一的儿童福利院。

　　绵阳市社会福利院的主要任务是照顾孤老，一些地震后父母遇难或与亲人联系不上的灾区孩子，正被绵阳市民政局默默地从绵阳市转移至梓潼县儿童福利院。
　　
　　"调皮鬼"
　　
　　2008年5月23日，这个寂静的下午，天气闷热，一道铁门将梓潼县儿童福利院跟外界隔离。6岁的唐俊豪坐在板凳上，跟小伙伴杨书豪分食两块夹心饼干，每人一块。

　　梓潼县儿童福利院里面的操场并不大，空地中搭建了一个天蓝色的"救灾"帐篷，如果发生余震，福利院的一些婴儿会被护工阿姨抱到这个大帐篷避震。操场左右边各有一栋两层的小楼，孩子们排排座，在看电视。

　　梓潼县儿童福利院办公室主任张文娟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5月14日晚上，安县将24个灾区儿童送到这里，10天来，20个孩子陆续被他们的父母或亲人接回去，目前剩下4个孩子；第二批灾区儿童是从北川县送来的，6个孩子没有人认领。就在5月23日，还有人送来一个3岁多的孩子，"现在，这里一共有11个没有人认领的灾区儿童"，张文娟说。

　　张文娟叫孩子们过来，6个孩子，每个人搬着一条小板凳，齐刷刷地紧挨着坐下，盯着你看。6岁的唐俊豪是一个漂亮的小男孩，浓眉毛黑眼睛，瘦瘦的，平头剪得很整齐，眼神闪亮。他顽皮得像只小猴子，上窜下跳，机灵得很，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儿。

　　一位护工阿姨说，唐俊豪根本不像灾区过来的孩子。

　　5月22日晚上，唐俊豪被送到梓潼县儿童福利院，此前，他已经在绵阳市社会福利院呆了4天，那里有太多需要照顾的孤寡老人，根本顾不上孩子。

　　事实上，没有人知道唐俊豪的确切经历，他的所有语言都是主谓宾结构，像拼图一样的片断式--"我是从家里跑出来的"、"我爸爸妈妈在家里"、"我是北川的"……

　　唐俊豪的一些零言碎语需要拼凑起来理解--"我爸爸有两个手机"、"我怕地震"、"我想出去玩"……此前，他没有在学校上过学，只认得自己的名字，但不会写，也背不出家里的电话号码，他习惯用左手写字，从1到10的阿拉伯数字，他都会写。他偶尔吐出的几个字是含混的，要问几遍才能听清楚，但跟绵阳很多孩子相比，唐俊豪的普通话算是比较标准的。

　　只要叫"宝宝"，唐俊豪会抱着他很喜欢的那只粉红猪娃娃，一溜烟地跑过来，靠着你。

　　虽然来儿童福利院的时间不长，唐俊豪却有了"调皮鬼"这个绰号。一位护工阿姨干脆说他有"多动症"。

　　"'调皮鬼'告诉我，原来他妈妈要给他吃糖，他才肯睡觉"，9岁的李钢悄悄说。

　　"衣服是妈妈买的"，唐俊豪说，他穿着一件印有小象跟小绵羊图案的黑色短袖T恤，一条藏蓝色运动裤，这身衣服陪伴他度过了从5月12日以来的这十几天。

　　"那还不是你妈妈拿着你爸爸的钱给你买的"，李钢的孪生兄弟张显林纠正道。
　　
　　"临时孤儿"
　　
　　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陈克福的叙述显示了收养地震孤儿要经过系统的过程，"比如，父母亲和亲人在这次灾难当中遇难了，可以证明是孤儿，还有亲人失踪的，是不是死亡，公安部门要公示，在一定的时间段没有申明的话，认定死亡，这样才能确定是孤儿"。

　　绵阳市民政局局长杨学辉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地震孤儿的身份确认尚需时日，在孩子的身份尚未明确之前，任何人不能领养孩子。

　　绵阳市民政局孤老孤儿接收安置救助组工作人员杨昌友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他们前后登记了100多个地震中跟亲人失散的孩子，但孩子们陆续被一些亲人领回家，"地震孤儿的总人数现在还没有办法统计，这些孩子都是分开安置的"。

　　用"地震孤儿"来形容这些孩子过于轻率，因为这些孩子中有不少人是暂时不能与父母或亲人联系上，由于信息不对称，父母正在焦急地寻找他们。北川县的一位父亲，家里其他人都已被证实罹难了，唯独一个2岁半的女儿下落不明，他四处寻找，先跑九洲体育馆，又跑到梓潼县儿童福利院，结果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听这位父亲讲述他寻找女儿的经历，张文娟的眼泪潸潸而落。

　　每天，梓潼县儿童福利院都接到无数寻找孩子的电话，一些孩子也陆续被父母和亲人接走。这些孩子中的很多人只能被认为是"临时孤儿"。

　　12岁的刘承是目前在梓潼县儿童福利院的儿童中最年长的，他是安县晓坝乡人，在晓坝小学读五年级。跟刘承一样来自晓坝小学的还有10岁的王丹，以及9岁的孪生兄弟李钢和张显林。

　　"地震孤儿"成为一个敏感字眼，负责九洲体育馆帐篷学校小学部工作的绵阳外国语学校校长唐江林坦言，连日来不断有媒体打听九洲帐篷学校有关地震孤儿的情况，"我们都没有透露这些孩子的名字和人数，现在这些孩子的心灵已经受伤了，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孩子们"。
　　
　　"V"字告别
　　
　　此前，梓潼县儿童福利院有68名孤儿，绝大部分属于残障儿童。"这些灾区来的儿童比我们护理的儿童都'飞得高'，送到这里的灾区孩子好像没有流露出悲伤的感觉，可能他们太小了"，张文娟感叹。

　　傍晚6点半，孩子们开始吃晚餐，晚餐是白粥，加点泡菜，装在不锈钢的碗里，每个孩子一碗，8个孩子坐一长条桌子。唐俊豪不想吃饭，在食堂的楼梯口磨蹭了半天，护工阿姨把勺子递给他，唐俊豪才挪到自己的位置上，右手托腮，左手拿勺，大口大口地将粥往嘴里送。这样比较省力。

　　唐俊豪自顾自地吃完粥，放下碗，嘴上沾满饭粒，从桌上撤离。他还太小，不懂得要洗碗。

　　傍晚，孩子们在一楼的宿舍里玩，唐俊豪说，"我想要一只泰罗(奥特曼)"，然后他在纸上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小人，然后说，"这就是泰罗"。8岁的杨书豪在一旁大声说，"我想要一只熊，一只真正的熊"，杨书豪的话不多，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个地方。

　　晚上8点半，唐俊豪跟在小朋友后面，端着牙刷、杯子和脸盆到院子里，护工阿姨帮他在水龙头底下用冷水冲了冲脚，他胡乱地抹了一下脸，就穿着拖鞋，一路小跑进了宿舍。

　　孩子们住的宿舍一共有5张单人床，铺着统一的小白兔床单，军绿色的棉被，6个孩子住在这里，唐俊豪要跟李钢挤一张床，他显然很享受这个过程，在被子里面跟李钢踢来踢去，自娱自乐，不亦乐乎。

　　梓潼县儿童福利院的罗老师说，上次送唐俊豪到福利院来的一个志愿者已表示要领养他，"但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他是孤儿，万一他的父母还在医院呢？肯定至少要等3个月以上，才能谈孩子的领养问题"。

　　晚上9点，是孩子们熄灯睡觉的时刻，我跟唐俊豪告别，跟他比划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躺在床上的唐俊豪马上明白了，眼圈一下就红了，小嘴一撇，大颗大颗的泪珠滚下来。他用小手不停地擦眼睛。

　　这个孩子，每当有镜头对准他，他无一例外的姿势是，用两个手指比划出"V"字，瞪大着黑眼睛看着你，这个手势代表胜利。即便在抽泣时，他也没忘记摆出一个标准的"V"字。

　　这样清澈安静的眼神，让你的心，感到了疼痛。-
　　　　
　　专家称心理援助成为灾后最困难的重建
　　
　　
　　心理专家正与北川中学学生交流
　　
　　中国首次大规模灾后心理救援行动，在灾区第一时间开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缺乏有效预案的缺陷，也在救援中凸显出来。
　　
　　撰稿·黄 祺(特派记者)
　　
　　简强的恶梦
　　
　　这是简强在地震以后度过的第六个上午。5月12日的地震，好像把简强的生命剪成了两段，此前，是五彩的青春花季，现在，他的生活被完全改变。

　　简强是北川中学的一名初中生，"5·１2"汶川大地震中，北川县是伤亡最严重的地区，而北川中学又是北川最大的伤痛--这所中学有1000多名师生被埋废墟之下，大多数已经死亡。幸存的未受重伤的学生，被暂时安置在绵阳市长虹虹苑剧场，跟其他班级一样，简强的班级已经残缺不全，他最好的朋友，也在灾难中永远离开。

　　长虹虹苑剧场墙上挂着几台大屏幕电视，画面永远是抗震救灾的内容，声音很大，门口喇叭不时有人用四川话喊"某某同学外面有人找"，安置点里非常嘈杂。同学们的地铺整齐排列，有人捐助了一些杂志发给同学们，剩下没有分到杂志的同学只能聊聊天打发时间。

　　看上去，大家都很好。简强也一样，他没有受伤，家人也都无恙。在安置点，他有时候跟两个好朋友聊天，有时候自己躺着发呆，吃的、穿的都有，还有老师管理，简强应该没有什么可烦恼的。不过，没有人知道，简强很不喜欢夜幕降临，夜晚到来意味着要睡觉了，睡着就会做梦，做梦，他好害怕。

　　在程文红医生到来之前，简强没有告诉别人他的这个烦恼，这些天，他每天晚上都做恶梦，梦的内容都是同一个：浑身鲜血的好朋友要杀死简强，叫简强去陪伴他。

　　"你们好，我是心理医生，我是到这里来帮助你们的。在我的医院，很多小朋友心里有一些烦恼，都会来找我，你们有什么烦恼吗？"程文红坐在电视机盒纸板上，这是学生们临时的"床"，几个男孩看着程文红，不说话，好半天，一个小个子的男孩回答："没什么。"

　　"比如说，这几天你们晚上睡得好不好呀？"又是一阵沉默，几个男生回答："还可以。"只有简强，始终嘴唇闭得紧紧的，双手抱着膝盖，脑袋枕在手臂上，表情严肃，歪着盯住程文红看，一直没有说话。程文红注意到这个男孩，在继续了几个问题和一阵谈话之后，她特意转向简强，问："你有什么烦恼吗？"

　　"我做恶梦。"简强依旧把下巴支在手臂上，声音很小。

　　"什么样的梦呢？"

　　"有一个人，要杀死我，身上都是血，我就跑。"

　　梦里的人是简强最好的朋友，地震中遇难。地震已经过去6天，简强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但是，夜夜恶梦中，他都能见到这个满身鲜血的好朋友，睡觉变成了一种煎熬。

　　"哦。你的好朋友遇难了，你很伤心，你非常思念他，所以梦到他，这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反应，很正常，随着时间慢慢过去，你会好起来。"程文红先安慰简强，这是心理治疗最常用的手段，首先让治疗对象相信自己的反应是正常和普遍存在的。

　　程文红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副主任，17日赶赴四川绵阳参与灾后心理干预的工作。作为心理专家，程文红知道，虽然这些中学生表面上看上去很正常，但遭遇如此惨重的灾难，一部分学生心里一定有巨大的创伤。

　　简强出现了典型的心理应急反应，他突然失去了好朋友，他很思念他的好朋友，这种强烈的感情化作恶梦表现出来。受时间和场所的限制，程文红决定先实施一个简单的干预，希望能够帮助简强。

　　"你的朋友遇难了，你很思念他，对不对？你梦到他，说明你真的很想念他。他现在去世了，你相信他也很思念你吗？"

　　"相信。"

　　"你是他的好朋友，他也一样很思念你，那么，你认为他会伤害你吗？"

　　"不会。"

　　"好的。你梦到他，说明你很想念他，他是你的好朋友，所以他是不会伤害你的，梦里的情景都是假的，你相信这一点吗？"

　　"相信的。"

　　"好的。你现在做恶梦，只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但你要相信，做恶梦的这个现象，慢慢会减弱的。而且，你身边还有其他的好朋友，你也要多想想他们，对不对？"

　　"嗯。"

　　"你的好朋友已经去世了，你应该把脑子里这些不好的景象，慢慢缩小，然后把它放在心里一个角落，珍藏起来，用心里更大的空间，去想想身边这些朋友，他们也很需要你去关心，好不好？"

　　"嗯。"

　　简强还是没有抬起头，但表情看上去放松了一些。程文红很清楚，像简强这样的心理反应，并不是一次干预就能解决的，简强说这些天做恶梦的现象是越来越强，而不是越来越弱，这说明他的症状比普通的应急反应还要严重一些，他需要长期持续的心理干预。
　　
　　可能是最艰巨的任务
　　
　　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灾后心理救援行动。

　　5月14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二天，作为卫生部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的赵国秋，就从杭州出发抵达地震重灾区平武县，他是国内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心理专家之一，在中国重大灾害救援历史上，这也是心理干预行动反应速度最快的一次。在赵国秋之后，像程文红这样的心理专家和精神科医生，陆续从全国各地到达四川，截止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名专业人员在四川灾区参与心理干预工作。

　　当心理专家们到达灾区现场，他们立即发现，灾区心理干预工作将是一个复杂而浩大的工程，等待心理救援的人数太大，心理问题的种类太多，人群种类又如此不同，远远超出了之前的预料。

　　赵国秋最早看到的景象，是一片悲伤和绝望。在平武县南坝镇，随处有倒塌的楼房、遇难者的遗体、哭天抢地的亲人，医院里全是重伤员和他们惊恐的家人。事实上，这里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心理抚慰，但赵国秋和同事们只能寻找那些最急待干预的人群进行工作。

　　平武县人民医院从地震发生后，就成了当地重伤者的救命之地，根据赵国秋粗略的了解，在医院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存在符合诊断标准的心理疾病。伤者、痛失亲人的人当然最容易引起关注，但当一位护士闯入赵国秋的视野，他发现这些医务工作者，更让人担心。

　　一位女护士已经三天三夜没有休息，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表情木然。赵国秋从其他人那里知道，这位护士原本失去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地震中，母亲也遇难，并且有10多名亲属都已经在地震中丧生。灾难对这名护士的打击可想而知，但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痛哭流涕，却是每天为抢救伤者不停工作。

　　在赵国秋看来，这位护士的行为并不能仅仅用牺牲精神来解释，她是在用工作来回避现实，这样做，可能会给她自己带来危险。赵国秋特地找护士谈话，一开始，护士不愿意说话，在小心的疏导以后，她开始表达自己的悲伤。赵国秋说，让遭受打击的人面对现实而不是逃避，是心理干预的第一步。

　　在地震灾害发生十多天以后，赵国秋特别提醒，一定要重视救援人员的心理问题，包括医护人员、解放军官兵、消防人员。赵国秋说，从他接触到的救援人员看，最早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解放军官兵体力透支到了极限，而且他们接触了太多死亡、伤残的景象，他们中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可能性很大。他的建议是，一部分已经非常疲惫的人员应该撤回，换新的队伍到灾区，而撤回当地的救援人员，应该马上安排心理干预。
　　
　　实战演习
　　
　　在汶川地震救援中，灾后心理干预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胡锦涛和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灾区时，多次嘱咐注意灾后心理疏导，邓亚萍等体育明星，也以"心理辅导员"的身份到灾区慰问。

　　事实上，在全国各地派往灾区的医疗队中，部分救援队里就已经加入了心理医生。积极组织抗震救援队伍的辽宁省卫生厅厅长姜潮，自己就是心理学专家，对灾后心理救援非常重视。在第一时间派出以外科医生为主的地震救援医疗队后，辽宁省第二批增援的医疗队里，就安排了30多名心理医生。

　　李晓白是这30多名医生中的一员，他是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的医生。和其他医生一样，李晓白怀着满腔急切来到灾区，希望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为灾后心理受到重创的人们服务。当他到达绵阳市安置灾民人数最多的九洲体育馆内，他才真切地意识到，心理疏导的任务比他之前的想象要复杂和艰难。

　　九洲体育馆内的篮球馆，现在用来安置灾区学生，少部分北川中学的幸存学生也安置在这里。李晓白发现了一名初二的男生，他仰面躺在地铺上，双手把被子紧紧抓在胸前，目光直直地盯住天花板，一声不吭。李晓白得知，这名学生的父母至今没有消息，很可能已经遇难。李晓白说，这样的孩子急待心理干预，现在紧急的任务是把像这个孩子一样的人分辨出来。但是，绵阳市各个安置点，每一个都安置了几百或者几千灾民，怎样发现那些情况严重的人，是个艰难的工作。

　　来自同一家医院的汤艳清医生，同样靠自己的眼睛，从九洲体育馆上千灾民中发现了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

　　"我刚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翻孩子的照片，也不哭，没有表情，我觉得一定有问题。"这位母亲在失去儿子以后，根本就没有睡过觉，汤艳清问她是否需要一点安眠的药物帮助睡眠，她拒绝了。汤艳清知道这是一种自我惩罚的表现，这位母亲觉得儿子的死她有责任，深深的自责纠缠着她。汤艳清开始跟这位母亲交谈，引导她面对现实，慢慢地，母亲开始流下眼泪。

　　"她的情况比较严重，需要持续的干预，但我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到那里去。"晚上总结时，汤艳清忧心忡忡。作为专业医生，她知道持续的治疗非常重要，但他们的队伍在四川究竟怎样开展工作，还没有具体的计划，一切都还处于摸索的状态。

　　"对于中国的灾后心理救援，这次只能算是实战演习。"李晓白说。中国的临床心理学在最近几年中快速发展，但是，灾后心理救援尚没有成熟的应急预案，汶川地震以后，从最高级别的救灾指挥部到普通心理医生都意识到心理干预的重要，但具体怎样调配全国的专家资源、如何开展工作，却没有详细的计划，专家们只能互相协调，摸索工作模式。

　　赵国秋已经在重灾区平武县南坝镇坚守10多天，每天夜里在马路边休息，他最能体会一线心理干预的难处。"我们还缺乏全国性的、可操作的灾后心理干预预案，能派到一线工作的心理专家太少，很多资源难以调配，都浪费了。"

　　缺乏整体预案导致的后果不仅是灾区缺乏心理专家，无序的心理干预还可能带来负面的效果。程文红与心理专家们到北川中学安置点工作，校长一开始并不是太欢迎他们。校长并非不支持心理干预工作，灾后这些天，不断有心理干预工作者进入安置点与学生们接触，校长担心管理上的问题。

　　心理专家们同样担心，不同的人去干预，不能维持持续性，如果有不具备专业能力的人也加入这个工作，不仅起不到疏导的效果，反而带来负面的影响。

　　赵国秋认为，如此惨重的灾害以后，首先要区分各种程度的心理问题，按照不同程度的症状安排心理干预人员。"如果仅仅需要倾听，那么不是非常专业的人也可以做，但如果是比较重的心理问题，就必须让受过专业培训的有资质的医生来做。"但在本次地震救援中，由于灾害范围太大，缺乏操作预案，赵国秋所说的这种规范的干预，还未能实现。

　　在直接参与心理干预工作的同时，包括程文红在内的卫生部心理卫生专家，也在不断地总结灾后心理干预的经验，为下一步制订灾后心理干预预案做准备。
　　
　　持久战
　　
　　看过灾区的景象，每一位心理干预工作者都强烈地意识到，汶川地震灾后心理救援，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张行也是北川中学的幸存学生，他的教室在五楼，地震发生后他被压在水泥板下面，直到当天晚上9点多，他才被救援部队挖出来。地震中，他的左腿和胸部肋骨骨折，被抢救以后，在绵阳市第三医院接受治疗。张行躺在病床上，腿和胸部缠着绷带，身体的创伤已经开始慢慢恢复，但心理的创伤，却依然严重。

　　地震之前，张行是个电脑游戏迷，父亲经常因为张行通宵打游戏而教训他。但现在，就算打着手机上的游戏，张行脑中还是不时出现地震当时恐怖的画面，玩一会就不想玩了。

　　12日地震以后，绵阳市区经常能感觉到余震，住在医院七楼的病房里，能感觉到余震带来的轻微摇晃。每次摇晃，张行都极度惊恐。在一次稍微明显的余震发生时，张行大叫着要求父亲把他背下楼。还有一天，张行一觉醒来，正好同室的病友、护士和家人都不在病房，他吓得大叫，以为发生地震，大家把他遗忘在病房里了。

　　精神卫生博士李卫晖医生，开始针对张行的表现，进行疏导。经常想起地震时的景象，在心理学上叫做"闪回"，张行存在"闪回"、惊恐这样的急性应急反应，这些都是灾难经历者常见的心理问题。但随着谈话的深入，李卫晖发现，还有一个阴影留在张行的心里。

　　地震的瞬间，张行和同学摔倒在走廊上，一名老师从他们身边跑过，他们对着老师喊救命，但老师没有去拉他们。这位老师是张行平时最喜欢的老师，得救以后，张行感到很伤心。"我觉得，他很虚伪。"

　　在李卫晖看来，如果不进行干预，对老师的怨恨，可能比恐惧等等应急反应会更长久地给张行带来阴影。"你后来跟这位老师核实过吗？你知道他为什么没能救你吗？"张行并不知道这位老师现在在哪里，李卫晖建议他，尽可能找机会跟这位老师谈谈，在那样的情况下，也许他也没有办法救别人。

　　李卫晖很担心，如果老师没救他的阴影长期留在张行的心里，他会因此失去对别人的信任。像张行这样的情况，李卫晖认为同样需要长久的干预，帮助他解决心理的阴影。

　　在过往的重大灾害以后，一部分亲历者和幸存者，会出现严重的创伤后心理障碍(PTSD)，"9·１1"事件后，已经发现有很多幸存者和参与救援的人员，存在PTSD。而这种严重的创伤后心理障碍，有可能在灾害1个月甚至半年、一年后才表现出来，程文红表示，汶川地震心理干预，必须维持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必须建立起一个长期有效的心理干预部门，全国的专家要轮流到这里来工作。我们还必须依靠当地的力量，培训大量当地的心理干预专业人员，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把心理干预工作坚持下去。"

　　汶川大地震，不仅震塌了房屋，也震碎了人们的心，太多的心灵，因为恐惧、悲伤而变得异常敏感，整个社会，还需要学习怎样保护这些脆弱的心灵。

　　5月20日深夜，成都和四川省的电视台，突然一遍又一遍播报余震预报通知，播音员表情肃穆、语调悲凉，听起来更像"讣告"。没有任何科学的解释，也没有指导市民躲避和疏散的知识，播音员单调冰冷的声音，把本来就深陷余震恐惧的成都市民，拉到更加恐慌的深渊，整个成都市的市民纷纷慌忙涌向室外。

　　"我当时听到收音机里通告的感觉，就好像在说：我们没办法了，自己逃吧，没有人能救我们了。我是精神科医生，我也感到这样无助和恐惧，更不要说普通人。"程文红当时正在绵阳，她说，灾后心理干预，并不仅仅是针对灾民，公众的心理反应也要重视。"媒体应该怎样播报信息，才能让大家既了解真相，又能对事实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不至于引起恐慌，这些都是今后应该注意的灾后心理问题。"(文中部分未成年采访对象为化名)-
　　
　　你有权利悲伤和愤怒……
　　
　　我们首先应该告诉那些在地震中留下心理创伤的人们，你有权利感到悲伤、愤怒，允许你的痛苦，这是正常的；允许你的恐惧，这是正常的；允许你的无助，这是正常的；允许你的焦虑，这是正常的……把这些感受正常化。
　　
　　撰稿·陶 澜
　　
　　汶川地震后，灾后受难者的心理问题日益严重。对此，年逾花甲、现任国际家庭治疗联合会董事的加拿大心理治疗师约翰·贝曼(John Banmen)教授，5月23日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候，对如何帮助这些受难的人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痛苦、哀伤、自责、无力感……

　　都是正常的
　　
　　问：大家从电视画面、图片、报道上看到，那些灾区的人们甚至是去救援的人们，会有焦虑、痛苦、悲伤、自责、无力感。这些情绪，是一下呈现出来的吗？还是会在不同的时间呈现出来？

　　约翰：那些受灾的人的情绪，会有四个层次呈现出来。第一阶段是震惊和麻木，可能这需要一段时间，当他们安定下来一些，或许会到第二个阶段--否认和退缩。有些人或许会觉得事情没有发生，他们退到自己里面，不愿谈起那些事情。第三阶段是接纳痛苦、接纳所发生的一切，第四个阶段是适应、更新自己。对有些人，可能需要的时间长一点，有些人可能不久就可以适应。

　　问：怎么能让受灾者从心里接纳他们的惊吓、焦虑、痛苦、哀伤、自责、无力感？

　　约翰：我们会怎么去看待这事情呢？我想打个比方，一个人，就像一座冰山，冰山露出水面、能看到的部分，是他的行为，看不到的部分，是感受、观点、期待、需要。焦虑、痛苦、自责、无力感都是感受，观点可能有觉得不公平。

　　你会做什么呢？在你做太多事情之前，从治疗上说，我的建议是，可以教他们先去到内在，看看有什么样的感受，观点是什么？期待是什么？有什么需要？有的人会害怕，害怕地震再发生；有的人会有愤怒，那愤怒是为了什么？幸存者可能会因为"你死了，而我还活着"产生负罪感。愤怒也可能是因为恐惧，他们用愤怒掩盖了恐惧。也有人可能觉得不公平，他们觉得是"受害者"。在期待的层面，他们会产生"不应该这个，不应该那个"。他们在接受和否认之间来来回回，对于生活，失去信心、失去信任。等他们接受的时候，这时候可以去帮助他们了。

　　问：我知道这是您的"冰山理论"，但那些灾区的人，没有接受过这些方面的知识、也不了解。能用到这个理论吗？

　　约翰：我不会。如果是我，我见到他们，首先会对他们说：别放弃自己，多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这件事情一点时间。你有权利感到悲伤、愤怒，允许你的痛苦，这是正常的；允许你的恐惧，这是正常的；允许你的无助，这是正常的；允许你的焦虑，这是正常的……把这些感受正常化。其次，是把地震看作是一次事件，试着去接受，但你可以不喜欢。有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接受就一定要喜欢，不是这样的。比如，今天下雨了，你可以不喜欢下雨，但你要接受这个事实。接下来，就是欣赏和感激。感激你还活着，你可以重新开始，你还可以期待、感激那些帮助你的人，感激你的家人；欣赏政府为这次灾难所做的工作、那些士兵的救援努力，提供一些希望、欣赏、感激。再者，就是可以向他人寻求帮助，伸出手去，互相连接，得到支持。如果是要去四川做心理救助工作，给那些受灾的人，也给自己一些时间、耐心。这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不应该说的一些话，比如"有些人比你还糟糕"，不要给这样的信息。还有就是不一定要等别人来帮助，自己可以行动起来，自己可以开始让生活稳定、回到日常化。我们不会用负面的方式帮助他们，不会让他们一直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
　　
　　哀伤，也是治疗方式
　　
　　问：这次地震，让很多人都经历了很大的丧失，失去亲人、挚友、同事、工作、财产、家园……对于如何处理这样的丧失，您有什么建议吗，是个人就可以做的？

　　约翰：对于丧失，我想用我母亲去世时举例子。那时候是夏天，在乡间，我每天散步的时候会采一朵花，当我拿着那朵花的时候，态度是感激和欣赏我的母亲，而不是失去了她。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出自己哀伤的方式。比如给失去的人、物写一封信，然后烧掉；比如，为受伤者为逝去的人点一支蜡烛等等。哀伤，也是治疗的方式。仪式，对哀伤有很大的帮助。

　　问：对于那些幸存的儿童，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约翰：对于儿童，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需要被听到。我担忧的是，大人只是安慰他们，告诉他们活下来了，可以克服困难，帮助他们平静下来。但这是不够的。可以和他们的身体有接触，拥抱他们、手拉手。因为创伤是在身体里的，可以做一些让全身都能活动起来的运动、游戏，比如踢球、打球。因为受灾后，他们的身体肌肉很紧张，大运动量的活动，可以帮他们放松身体、释放一些紧张。

　　问：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就是那些坐在电视机前面的，一直被某种说不出来的哀伤情绪围绕着的低能量人口群。有些人可能看到那些画面就不断地掉眼泪，因为她完全陷入到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情绪里，变成自己极深的恐惧。

　　约翰：看电视而感到创伤的人，被称之为替代性创伤。他们内心会难过，可能触动了他们内在的东西。他们会以为电视上、媒体上的那些事情，是自己的。事实不是这样的。

　　在地震的情形中，我们可以这样处理，当你看那些新闻的时候，可以带着感激、欣赏生命，感激家庭、亲人。构建正面的，感激的。第二是照顾，问他们些问题，有没有休息好、怎么样？你都不认识那里的人，你为什么会为他们担心？而不要和他们争论。感到他们可以更好，享受生命、食物、工作，而不是活在地震里。分散注意力，干些其他事情。
　　
　　不要期望一次就能治疗好他们
　　
　　问：现在，有很多人都希望能做志愿者去灾区，安慰、帮助那些受灾的人。他们的愿望都是好的，但有的时候，好心未必能有好的结果。有些人，可能去了之后，被帮助的人还没哭，帮助者已经泣不成声了。如果您是志愿者，您会怎么做？

　　约翰：我的担忧是，许多人都是助人者，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他们把帮助看成是外在的，但他们的内在准备好了吗？他们去到那里，看到那人的腿残疾了，他就开始哭，那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人们在情感上，还没有准备好，就去那里了。我注意到，很多人都有好的意图，好的意愿，我的建议是，助人者，要准备好自己。首先，在情感上是强有力的，能支持到别人。比如，我去见一个母亲，看到她就开始哭了，但不是关于那个母亲的，而是关于我自己母亲的。我看到，很好意愿的人，也有很好的技能，但去到灾区，还是陷在那些情绪里了。助人者，一定要让自己准备好了。其次，是在技能上，能和被助者产生连接。我想听到你、接纳你、和你连接，但这些都是从心出发的，而不是头脑。第三是倾听。不是你要告诉对方该做什么、比如"你该休息一下了"、"把这事忘了吧"，这么说都是不好的，而是充满关爱地问问题，然后倾听。你的感觉如何？你怎么样？你想吃些饭吗？你照顾自己怎么样？你是怎么处理你的哀伤的？……第四是我们一起来做。不是我做，也不是你做，是一起做。避免他们有受害的感受，帮他们构建一个可能的未来。

　　问：有些人可能会很着急，希望能一下把这些受到心理创伤的人都治疗好。灾后的心理治疗，会经历多长时间？

　　约翰：对于这样大灾难受到的创伤，我想，即使有些人的哀伤被帮助到，但也可能会卡住，而无法继续往下治疗。如果能做到我前面讲的那些，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会慢慢恢复、适应。有些可能要等到3个月到6个月之后，还有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找到那些还有创伤的人，再去治疗他们。-
　　
　　如何信任民间善举
　　
　　善举并非不能怀疑。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怀疑是一种制度，是必须面对的游戏规则。
　　
　　撰稿·汪 伟(特派记者)
　　
　　高速路上，张弩开着越野车从安县驶向成都，距离目的地40公里处，远远望见对面的车道腾起一道浓黑的烟柱。他小心减速，将车子停靠在一辆运铝锭的大卡车后面。香港乐施会昆明办公室的项目官员薛金铃和两个志愿者跟着张弩下了车，看见对面一辆拖运收割机的卡车正爆出烈焰和浓烟。他们随即发现就在前方不到100米，往成都方向的车道上也发生了惨烈的车祸。

　　下车之前，张弩看了表，已经是5月24日凌晨零点一刻了。他开着自己的车，跟着这家慈善机构，往返于成都市、双流县白家镇、安县秀水镇等地，连轴转了15个小时。成都平原上吹来夹着胶皮味的凉风，薛金铃惦记着几个小时之后将要召开的会议。他的同伴们望着同一地点两起事故的惨状，满脸疲惫不堪的神情。

　　这个时候，网上名人、牛博网老板罗永浩正陷于焦躁不安的情绪之中。他和韩寒等人10天前志愿来到四川，目的是把牛博网募到的善款变成物资，送到那些急需支援的灾民手上。在10天中，这批人经历了诸多困难，极度焦虑和疲劳。他们把善款的使用账目公布上网，一些网友开始质疑其中的细节，更使他们的情绪恶劣到了极点。有一条留言说："矿泉水是什么牌子的矿泉水？多少毫升的？一件多少瓶？火腿肠一件多少根？食用油多少升？卫生巾什么牌子？等等请尽量写全，因为像我这样站着说话不腰疼、啥事不做指手画脚的傻X都看着你们呢！"第二天，罗永浩从包里掏出几瓶瓶装饮用水和一包卫生巾说，他会把商品包装上的一切信息照抄下来，发布在网站上，作为对质疑声的官方回答。

　　这看上去有点恶搞。罗永浩丝毫不掩饰自己对部分质疑的厌恶之情。
　　
　　救援难题
　　
　　香港乐施会在地震当天就决定大力救援四川地震。10天之后，他们仍在不断试探和调整各种可能的救灾方案。这家总部位于香港的慈善机构，近年来因在云南、广西等地的扶贫项目而为大陆民众所知。大震消息传来，他们把目光投到四川，发现找不到合适的渠道，把物资送到灾民手中。

　　他们最早向当地的扶贫、民政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等官方机构寻求帮助，希望借助这些渠道前往灾区。这些渠道是现成的，但都有种种缺陷。

　　5月23日晚上9点，在安县扶贫办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薛金铃押运10吨食用油抵达安县秀水镇。一小时之后，她对安县扶贫办主任、秀水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说，根据乐施会的原则和捐款人的意愿，物资不能仅送到乡镇，由政府平均调配到各村，而是希望选择几个情况最困难的村，有针对性地进行援助，把物资直接分发到灾民手上。

　　秀水镇的镇委书记董键面露难色。他向薛金铃解释说，此前来自政府、民间社团或者私人的救援物资，都是交到镇政府手上，由镇政府发放到各村，村里再发到各村民小组，最后村民小组长领到物资后分发给个人。

　　针对个人发放物资是不可能的，董键说，秀水镇是川西北第一大镇，人口6.8万，工作量太大。针对某一个村进行救济也是不可能的，这位书记抱怨说，秀水镇35个村，3个社区，一批物资来了，谁没有分到都不会服气。

　　"谁多了谁少了，谁贵了谁便宜了，都不行。"董键劝说薛金铃说，还是由镇上统一调配，"有利于平衡，有利于稳定。"薛金铃坚持意见，请他特别考虑比较边远的村庄，这位书记犹豫了一下，说，整个秀水镇受灾都很严重，受灾的程度都差不多，很难找出特别困难的村。而当薛金铃离开帐篷之后，这位书记才悄声说，平原地区受灾更加严重，但是肯定会攀比，无论如何不能点对点地援助。

　　薛金铃的同事陆文波要幸运一些。在四川省伊斯兰教协会的帮助下，20日，她押运一批牛奶运送到青川县，提供给当地的穆斯林灾民。根据村委会提供的花名册，这批牛奶迅速发送到灾民手里。陆文波听说青川县清溪乡有一些从外地来投靠亲友的灾民，就提出要将剩余的牛奶发给他们，令她吃惊的是，发放工作异乎寻常地高效有序。外来灾民选出一个负责人，提供了翔实的灾民人数等作为发放物资的依据。

　　薛金铃和陆文波时刻不忘提醒她们的合作者：乐施会的救援必须要符合捐助者的愿望，要把物资有针对性地送到灾民中最困难、最急需而不容易得到物资的人群手中；她们需要直接面对村民，才能了解他们的需求，同时监督物资发放的过程是否透明。

　　这种不厌其烦、一竿子到底的工作程序常常与现有的救灾渠道格格不入，但"决不经过第三者之手"往往又是很多慈善机构的救援宗旨。薛金铃对秀水镇党委书记董键说，如果秀水镇找不到可以让她直接进驻的村庄，那她就不会再去为这个镇争取物资。董键和安县扶贫办的工作人员交换意见后，建议薛金铃把大部分物资留给镇政府来调配，同时答应为她找一个村庄直接发放物资。这个折中意见被解释成"点面结合"。薛金铃最终没有拒绝这个方案，却不免感到沮丧。

　　这种折中是常常发生的。但在青川，陆文波发现，她能够从清真寺那里了解到当地翔实而准确的灾情信息，她意识到，自己找对了地方。

　　"救济要有明确的目的，但需要准确的信息支持，援助才能够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上。"陆文波说。
　　
　　个人救援"混战"
　　
　　罗永浩和他的朋友采取了更原始的办法。5月14日抵达成都后，他们开始根据媒体报道，自己开车去送物资。他们抱着和乐施会同样的初衷：面对面地为那些政府暂时无力照料的灾民提供帮助；也遭遇了和乐施会相同的难题：无法把物资直接送到需要的人手上，甚至连灾民需要什么也不知道。

　　媒体报道往往滞后。他们常常发现，当物资运抵媒体提及的灾区，政府救助也已到达，最困难的情形已经缓解。15日，他们的一支车队即将抵达灾情严重的汉旺镇时，发现交通已被管制，车队无法进入。而车队能够抵达的公路周边并不缺乏物资。这样尴尬的局面让热情澎湃的救援行动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多余。最初的几个晚上，一拨人不得不为哪里才有需要帮助的灾民而冥思苦想，焦虑万分的罗永浩将这种状态描述为一片"混战"。

　　所有的人都失去主张，他们只能尝试性地沿着陌生的乡间土路，漫无目的地寻找需要物资的灾民。最后他们抵达一处人员伤亡不多但房屋损毁严重的村落。由于大量人力正在各地的废墟中抢救生命，在震灾最初几天里，许多这样的村庄缺少食品、水和住处，却得不到充足的援助。罗永浩和他的朋友们发现，他们既无体能也无设备徒步挺进交通隔绝的废墟去救人，而牛博网友捐助的上百万元资金，也许对这些远离交通要道的灾民度过一段异常艰难的日子是至关重要的。

　　独立的机构和个人在找到它们能够发挥作用的救援渠道后，还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他们对"市-县-乡镇-村"这一套附属于行政结构的救济渠道和方式，抱持着审慎的距离，但当他们如自己设想的那样直接面对灾民时，许多物资发放的场面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混乱。

　　罗永浩一行人在一个村发放一批四百多箱饼干，按照预先估计，每户可分得一箱饼干，但不断有人重复申领，尽管一再被其他村民点破，冒领者仍然锲而不舍，令志愿者为之感到气愤和沮丧。罗永浩看到有一个人兴高采烈地抱走了6箱饼干，而那些老老实实排队的村民却可能拿不到任何帮助，他明白自己陷入了另一种困境。这种困境所包含的道德风险，有可能抵消志愿援助活动的全部价值。在形容当时的场面时，罗永浩很克制地声明，尽管有一些"臭流氓"导致了混乱，但现场还没有到"哄抢"这一步。混乱场面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教训，他接受了一位当地警察的建议，在此后的救援活动中，每次都把物资拉到村委会，然后通知村民小组长前来领取。

　　深入交通干线之外的地区终于让他们获得了必要的信息。当他们搞清楚什么地方需要什么样的援助，他们的努力就不再显得多余，转而感受到灾难造成的损失竟然如此广泛而巨大。对散落在平原、丘陵和山区的无数村落来说，任何来自外界的帮助都是稀缺而宝贵的，无论援助来自政府、军队、民间团体还是个人。
　　
　　救济也要竞争
　　
　　地震发生当天，段德峰正在香港参加乐施会的会议。根据议程，12日下午3点15分，他将与香港总部的同事讨论气候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地震的消息改变了会议议题。关于地震的信息很少，而段德峰和他的香港同事甚至不知道汶川在四川省内的具体位置，初步的判断完全取决于经验。会议决定提供1200万港币用于四川救灾。

　　12日下午，段德峰一直忙于联系北京的国务院扶贫办和民政部。而乐施会在香港的筹款部门也开始运转，将原定在17日为中国发展基金筹款的计划改成为震灾筹款，工作人员忙着修改海报，并在乐施会的网站上不断更新震灾消息，呼吁香港市民捐款。

　　下午4点，全球其他乐施会纷纷给香港乐施会打来电话，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这些乐施会机构在震后不久就将香港乐施会的募捐页面链接到了自己的网站上。

　　12日，香港乐施会昆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已经接到指令，前往四川进行灾害评估。随着灾情深入，13日成立了EMG(紧急情况管理团队)，决定此后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5点碰两次头，了解地震损失及筹款和赈灾的进度，安排救援事务。筹款部门开始购买各大报社的广告版面，刊登筹款广告。乐施会高层出现在电视上，号召香港市民募捐。

　　14日，乐施会的工作人员从不同方向进入四川。他们的网站访问量骤增，从每天数百次上升到每天3万多次。设在汇丰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募捐户头，也开始不断收到香港市民的捐助。

　　随着灾情不断传出，乐施会追加了1300万元的救援拨款，并且承诺所有震灾捐款都将用于灾区，而救灾成本将从其他基金列支。为了防止腐败，这家机构规定，50万元以上的物资采购，必须由审计、财务和项目负责人三方参与，至少要向三家不同的商户询价，而实际上，他们想要买的帐篷、大米、食用油甚至卫生巾，都已经变得很紧俏。在灾区的成员开始抱怨，复杂的采购流程赶不上救援的需要。

　　这种抱怨里包含焦虑。乐施会近期正承受着不小的压力。香港6家慈善机构2007年年报不久前公布，乐施会的行政成本占所接受的善款的比例为8%，筹款成本为11%，是6家机构中最高的。如果乐施会在震后无法及时深入灾区开展有效救援，将再次引起捐助人的疑虑。震灾发生之后，香港的六大慈善机构都在募捐上做足了文章，筹款竞争让乐施会的员工备感危机。
　　
　　"智力判断"
　　
　　这不是罗永浩第一次发起募捐。2008年春节，牛博网曾经为黑窑工家庭募捐。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他承诺将在7天之内公布善款使用的财务信息。但这支全部由志愿者组成的赈灾队伍，起初为目的地和车辆焦头烂额，没有一个人意识到统计票据的迫切性。承诺发布信息的日期到了，他们发现票据已经堆积如山。当他们最终把信息公布上网后，一些细心的网友指出若干细节问题，也有人要求志愿者公布更多的财务细节。回复工作让疲劳的志愿者渐渐失去耐心，更让他们感到委屈和窝火。

　　罗永浩清楚地知道亲力亲为的个人援助和专业慈善机构的不同。他认为后者成本高、效率低，但是财务和流程管理严格，牛博网的赈灾团队没有专业的财务监督，胜在所有成本由志愿者自己承担，效率高，但最终难免吃力不讨好，不得不面对各种怀疑。他素来雄辩，此刻以貌似无所谓而实则很受伤的语调说，今后如果再发动募捐，他会设计两种不同的捐款模式让人选择，一个是信任基金，后悔了可以退钱，但捐款人不许过问捐款使用的细节，以保证低成本和高效率；另一个是存疑基金，会请专业的财务和审计人员监督捐款使用的过程，以保证财务透明。

　　他愤愤不平地说，捐钱给牛博网是一种"智力判断"，因为"罗永浩、韩寒这帮人怎么可能蠢到去打一百来万捐款的主意……"转而又以愤世嫉俗的语调说，有人问他是否会把牛博网做成一个慈善机构，他就会想到自己志不在此，与其搞慈善不如去搞个企业，捐出几百万，既不需要耐心，又有满足感，"好处多得说不完"。

　　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些都还是设想。每个晚上，受到怀疑而气愤的罗永浩情绪过于激动时，只能以摔东西宣泄愤怒。当他平静下来时，转而安慰自己：无论如何，不能中途撂挑子。
　　
　　如何信任善行
　　
　　善举不是第一次受到怀疑。牛博网的募捐帖转贴到其他网站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场骗局；他们的募捐账号一度被冻结；但最终，罗永浩和他的朋友募到了200万元资金，救援活动照常成行。

　　善举并非不能怀疑。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怀疑是一种制度，是必须面对的游戏规则。

　　按计划，香港乐施会必须在5月23日将25吨食用油和20吨大米送到绵竹、青川和安县秀水镇三地。但直到22日晚上12点，乐施会的工作人员段德峰在电话中说，往安县去的物资23日可能不能成行，因为"还差两辆车，一直没有找到"。

　　震后10天左右，成都和周边县市的仓库里，堆放着全国各地运来的救灾物资，而采购人员仍然穿梭在超市、卖场、集贸市场采购物资。除了军队和政府动员的运输力量，成都和周边地区的物流业也投入了几乎全部的车辆和人手，夜以继日地转运，然而，车辆仍然短缺。慈善机构和自发组成的救灾团体，都在动员一切关系寻找车辆。

　　张弩是23日早上得知乐施会需要用车的。汶川地震后，这个外资企业西南片区的销售经理就在共青团四川省委、红十字会和自己所在的车友会QQ群里注册了志愿者信息。他开着自己的车，不止一次穿梭往来于成都和绵阳、绵竹等地之间，运送救灾物资、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23日早上8点半，他给乐施会打去电话，让负责联系车辆的工作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

　　口碑最后帮了乐施会的大忙。在成都，他们幸运地得到了一位经营珠宝生意的志愿者舒女士的帮助。舒女士开着昂贵的雷克萨斯越野车，不仅连日帮助乐施会运送人员和物资，还打电话给她许多朋友，要求他们帮助解决紧缺的卡车。而她之所以愿意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对乐施会略有所知。

　　张弩曾在广州工作10余年，打电话给乐施会的时候，他回顾了一下对乐施会的简略的印象。他用"专业"和"财务透明"来形容他的印象。段德峰这样阐述乐施会的财务宗旨：我没法告诉说你捐的那100块钱买了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这100块钱所在的1万块、100万块钱买了什么，干了什么。如何信任一桩善举，如果大多数牛博网友捐款是一个"智力判断"，舒女士和张弩们的决定要复杂得多。-

　　　屠海鸣：我责无旁贷
　　
　　钱再多也是三顿饭一张床，不帮助别人，活着就没有意义。
　　
　　撰稿·边 际
　　
　　这几年，上海房地产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上海豪都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董事长屠海鸣，更多是以慈善家的身份频频亮相。搞慈善，屠海鸣几乎拿出了和竞拍土地一样的狠劲，从2005年至2008年连续四年上榜"胡润慈善榜"，这在上海房地产"大亨"中是绝无仅有的。

　　这位企业家在慈善领域中的建树丝毫不逊色于他在专业领域的成就--建起十几所希望小学、侨心小学、希望楼(还不包括不少捐了钱楼却没造起来的)、认养800名失学儿童，截至今年5月前4年的3900万元善款等等。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当时身在国外的屠海鸣第一时间就捐出了200万元，前些日子一回国又通过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再向灾区捐出了500万元。
　　
　　"浪子回头"
　　
　　屠海鸣并非有用不完的钱，与万科比起来，豪都的实力也许不算什么，屠海鸣也并非生下来就是圣人。

　　10多年前，年轻有为的屠海鸣也有过一段挥金如土的生活。常常为了生意，陪客人吃饭、洗桑拿、唱卡拉OK，随便一晚上就是一掷数千金。那年，屠海鸣跟随上海市侨联去内蒙、宁夏考察，一路上，他目睹了人贴人的农民工专列，亲眼看见了就在火车座位底下睡觉的民工，他的心灵被震动了，他反复地问自己："我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吗？"那次旅行，屠海鸣倾尽随身所带的1万多元钱帮助沿途遇到的贫困群众，这是他的第一次善举。回到上海，屠海鸣开始节制自己的生活和应酬。再后来，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逢会必说："我们的青年委员屠海鸣，过去天天晚上卡拉OK，洗桑拿，现在他把这些钱全部捐给了慈善事业。"于是，屠海鸣这个"浪子回头"的版本广为流传。

　　2002年夏天，屠海鸣应国务院侨办邀请，以侨资企业家的身份前往甘肃帮困助学。当来到全国最贫困的山区之一--积石山东乡族撒哈族保安族自治县时，看到当地很多人家人均资产才50元，家里的最大家当就是一口铁锅时，屠海鸣被震惊了。他从没想到过中国还有这么穷的地方。那里就是建了希望小学，许多孩子也缴不出最基本的费用。一路上，屠海鸣心想，这一趟一定要认养三个孩子。

　　由于是最年轻的企业家，屠海鸣在帮困助学活动的过程中，总是被安排在最后的位置就座，一贯派头十足的屠海鸣不乐意了。座谈会上，甘肃省副省长告诉大家，即使每年只需要300多元钱，积石山县每年还是有3000个孩子读不起书，希望前来的企业家们能慷慨解囊。但话音落下，那些总是坐在前面，走在前面的大企业家们沉默了。

　　这时，坐在最后一排的屠海鸣一下子站起来，大声说道："我认养800个！"一片寂静。三秒钟过后，全场一片掌声。国侨办副主任李海峰坐不住了，问："海鸣，你是认养8个，80个，还是800个？""800个！"屠海鸣回答得斩钉截铁。屠海鸣的义举得到了共鸣，不到15分钟，3000个孩子的帮困助学费用全部有了着落。临走时，甘肃省委书记宋照肃一再握着他的手说"你为甘肃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但那时，屠海鸣说，他当时不知道一认养就是6年，还以为只是1年。尽管是个冲动之举，但屠海鸣用153万元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如今这些孩子快毕业了，屠海鸣还从没有再回去看过他们。他说，因为当地人说要给他树碑，他觉得没有必要。不过，他每年都会收到来自积石山的数百封家长孩子的来信，有的家长在寄往上海办公室的信封上写着："贵酒店职工屠海鸣收"。每当说起这些，屠海鸣总是倍感欣慰。他说："那不是800个山乡儿童，那是800颗未来的星星--我们国家的未来一定会星光灿烂，那里面少不了积石山的800颗星！"
　　
　　危难真情
　　
　　《新民周刊》：这次汶川大地震后，民众对富豪企业家的捐赠抱有很大期待，以至网上有不少人严厉批评王石起初捐赠的200万元数额太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公众人物的捐赠行为是公开好，还是不公开好？

　　屠海鸣：在这个关头，不管什么人、什么企业，首要任务都是抗震救灾，帮助灾区重新建设家园。我捐出一点钱，是责无旁贷的。目前，我筹划的是，将来进入重建阶段，我还要为建能抗震的学校、建医院出力。这是危难之中见真情、危难之中见爱心、危难之中见凝聚力、危难之中见中国心的时刻。

　　至于有些企业家的想法和姿态，我也表示理解。有些事，我过去也碰到过，也困惑过。

　　对于公众人物的捐赠，我认为还是公开好。企业家应该树立表率，用自己的影响力激发更多的人奉献爱心，同时，公开捐赠对企业家自己也是一种激励和鞭策。

　　《新民周刊》：您如何评价自己此次的捐赠，是多还是一般？

　　屠海鸣：这次捐赠在上海企业家中应该算是最多者之一。其实，有捐赠排行榜也是好事，有利于形成大家争先恐后做善事的局面。

　　《新民周刊》：有些企业家怕上排行榜。

　　屠海鸣：这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我认为，只要财产的来路合法就不怕公开。我的善举是不图回报的，但我也相信，好心一定会有好报。

　　《新民周刊》：您的慈善理念究竟是怎样的？对于一般人而言，慈善应该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还是等自己富裕起来后才有的财富支配中的一个项目？

　　屠海鸣：我事业上的成功得益于这30年的改革开放，而且我经历的每一步几乎都很顺利，我现在的钱比不少人多，我觉得我应该回报社会。钱再多也是三顿饭一张床，不帮助别人，活着就没有意义。

　　《新民周刊》：国外个人和企业的慈善行为常常是"术业有专攻"的。有的成立基金会，专门资助白血病儿童或兔唇儿童治疗，有的专门资助孤寡老人等等。您的善举有"专攻"吗？

　　屠海鸣：我最关注的是教育领域。除了认养失学儿童，我还设立了不少教育基金。但我也根据实际情况，哪里有需要我就把善事做到哪里。

　　《新民周刊》：有人对善款能否真正落实到意愿项目以及受助人总感到不太放心，您关心这些捐款的使用情况吗？

　　屠海鸣：据我了解，绝大多数组织和机构对善款是负责的，审计和监督也是严格的。但我自己也碰到过很不愉快的事，有一年我先后捐出的40万元最后不知所终。对慈善事业，我最计较的不是我自己的钱，我计较的是普通人的一颗颗爱心，他们付出的都是血汗钱。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慈善事业能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李连杰在行动
　　
　　"我一个人的力量当然有限，不能彻底改变现实，但是做总比不做好，做多少是多少。"
　　
　　撰稿·乌力斯(特约记者)
　　
　　壹基金四川救援
　　
　　5月24日，以常务副会长江亦曼为首的中国红十字会领导集体作客人民网，直接与网友交流，并公布采购救援物资的合同，以应对中国红十字会遇到的网友质疑。

　　"请问您怎么看待李连杰的壹基金的操作模式？壹基金能做到的，红十字会可以做到吗？"

　　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海京回答说，"李连杰壹基金就设在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的操作模式非常透明，有很多方面值得红十字会借鉴。我们会不断地努力，争取让红十字会的项目做得更加透明，让公众满意。"

　　这样的评价足以让李连杰自豪。那个时刻，李连杰正率领壹基金工作人员奔波于灾区现场。作为壹基金的义工专家，袁岳感叹说，"这次我与壹基金有相当深入的合作，他们的工作方式很不错，如果有更多这类非政府组织，互相竞争，互相协作，救援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加到位。"

　　在5月12日地震发生当天，壹基金不仅启动了捐款倡议，马上拨款100万支持灾区救援，还联合了合作网站腾讯、搜狐、淘宝等，开展网上捐款，网上捐款系统当晚上线，截止到5月21日中午12时，筹集善款5654.57万元人民币。李连杰表示，这些资金将全部用于地震赈灾。

　　5月17日下午，李连杰携带首批救援物资包机抵达成都，50吨物品包括帐篷、棉被、睡袋、消毒片、婴儿奶粉、纯净水、防雨布、药品、医疗器械、手电筒……除了物资外，还有壹基金组织的专家义工团队，包括对灾区孤儿进行心理辅导的儿童心理专家。抵达成都后，壹基金救援小队兵分两路，心理医生留守成都的医院，另一队则由李连杰带领前往重灾区--灾情严峻的什邡市蓥华镇。当日早上9时40分，李连杰与载满救援物资的7辆运输车向灾区出发，经过4小时的车程，大队终于抵达蓥华镇。在蓥华镇医院分发物资时，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就在一旁监督，并提供专项审计，全程跟踪物资发放，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到实处，定期向社会大众公布善款使用报告。

　　在李连杰看来，几天的人员救援工作结束后，灾后重建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重大自然灾难的救助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灾难发生后的72小时，工作重心是紧急救援，抢救生命；第二阶段重点是预防疫情和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第三阶段则主要是全面开展灾后重建。这次四川地震属于重大的地震灾害，壹基金从专业角度已经预见到大量的救援和灾后重建将是长期的工作，需要持续的关注。"李连杰说。为此，他专门成立了"5·１2四川地震赈灾指挥部"，构建起三个小组：统筹组、物资运输组和外联组。
　　
　　要做最透明的基金会
　　
　　在创办壹基金的过程中，李连杰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的一个制度，能够长久保证透明、公正、可持续、符合法律法规地来运作一个机构？"在请教诸多专家后，壹基金采用了这样的管理架构：李连杰壹基金、李连杰在美国的One　Foundation、中国红十字总会各出两名人员，组成壹基金管理委员会，李连杰担任主任，其余5人为董事。每一个申请的项目和预算，都要由管委会集体讨论通过，才能签文拨款。

　　4月17日是"李连杰壹基金"在中国大陆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在接受记者专访前，李连杰公布了过去一年的成绩：壹基金筹得人民币1067万元，支出230万元，分别用于南方雪灾、云南普洱地震、山东洪涝灾害和心灵关爱与危机干预项目。

　　和李连杰在美国以及香港地区成立的基金会不同，大陆地区的"李连杰壹基金"是一个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独立运营的组织。所有捐款直接进入红十字会账户下的壹基金专属账户，资金的使用通过红十字会渠道。作为回报，壹基金可以对资金的使用进行全程监管，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善款的使用进行审计。

　　起先，李连杰以为可以复制香港模式，成立一个独立的个人基金会。但后来他发现此路困难重重，最后，他也仿照濮存昕等人的模式，选择了一个挂靠中国红十字会的专项计划。

　　为了规范和透明操作慈善事业，李连杰首先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关于基金公益事业的法律法规，吸取了许多国外做慈善基金的经验。2007年4月17日，李连杰正式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推出了"李连杰壹基金计划"。

　　李连杰最担心的是救助环节的不透明，以及可能随之产生的贪污腐败。"做善事大家都愿意，但问题是--捐出去的钱最后有没有帮到真正需要的人。比如一笔善款经不同的组织辗转几次到了灾区，就可能有一些资金少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他说："我筹来的壹基金善款都落在红十字会的专用账户，我自己一分钱都碰不到。但我也很担心这些钱会被吃喝用掉，所以我希望这个过程是完全透明公开的，每一分钱的流向都有清晰的显示。"

　　随着南方雪灾、云南普洱地震、山东洪涝灾害等具体救援项目的展开，李连杰对慈善救助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中国做慈善不容易，经常会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比如甲乙两地都有灾难了，你只去了甲地，那么乙地就可能不高兴了：灾民的文化程度不一样，有十个人受灾，你只送了八瓶水去，没有得到水的人就可能会不高兴。还有一个全球现象：如果第一批救援可能是方便面，第二批救援可能是午餐肉、罐头，有的灾民马上就会扔掉手上的方便面，去拿午餐肉和罐头。"

　　随着项目推进，李连杰也慢慢有一些经验，"比如云南地震，我到灾区去的时候不要看红十字会的收据，而是要看到每个老百姓的签名和手印。"他慢慢发现，给灾民发放现金是最不可靠的，发放灾民所需要的物品效果更好。而同样的物品发放，大米、面包就比衣服、鞋子效果更好。

　　"我为什么一直坚持把善款变成粮食送到灾区，是为了减少被贪污的可能，因为贪污者最多拿走一袋米，从省到县到基层的传递过程，最多就是被贪污两袋大米--你不可能把一百袋大米搁家里吧！"

　　这几年里，李连杰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壹基金的运作和宣传推广上。不管是拍电影时遇到刘德华、徐静蕾、成龙，还是生活中遇到学生、商人、出租司机，李连杰见人必谈他的壹基金，一个个把他们发展成他的义工。

　　从2002年开始，中国大陆地区的慈善捐款连续以20%的速度增长，在2007年达到了300亿人民币。这些数字让李连杰十分振奋。"这些慈善基金应该如何发展？一些普通人不愿向慈善事业捐款的问题出在哪里？"他希望，按照国内外基金运营标准运行的壹基金能够解答这些疑问。
　　
　　树立慈善的行业标准
　　
　　记者：你自己有那么多钱，为什么自己不捐出来做，还要一毛一毛钱地募集捐款呢？

　　李连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李连杰为什么不把自己赚的钱拿出来做慈善？因为我觉得慈善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大家的事情。做慈善事业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财富积累的再分配，把金钱积累起来，分配给一些需要关怀的人群；另一种是物质和精神的同时传递，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传递爱、责任、义务，传递了我们对生命中的价值理解。后者显然要比前者更好。

　　如果我一个人把全部家产都捐出来，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我愿意全部捐出来。李嘉诚有几百亿资产，拿出了几十亿元建大学，盖茨有700亿美元的财富，捐了一半给医学研究所防治人类疾病，他们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记者：作为一个新的慈善组织，壹基金怎么让那些捐款的人放心呢？

　　李连杰：很简单，公开和透明。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打到中国红十字会专用账号上的，我们一分钱也动不了。另外，我们的账务全部按照国际惯例公开，每年5次发表经德勤审计的财务报告(4个季度和年度报告)，在网络上公开发表，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做到这一点，壹基金就有了公信力，能够持续发展。

　　决定在国内做慈善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市场调查，很多人都说慈善是好事情，但一是捐款不方便，二是不知道捐的钱最后干嘛了。2007年里300亿善款是怎么花的？媒体和老百姓都非常关心。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必须得到改变。

　　记者：壹基金一开始定位于具体的心灵环保项目，而现在你说要做慈善行业"平台"，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

　　李连杰：有变化很正常。以后的壹基金将不再仅关注某一具体专项的救助，而是立足于全球视野，传播公益慈善文化和理念，推动整个公益慈善事业和产业化的发展。

　　从明年开始，我们将和博鳌亚洲会议组织一起在北京创办"国际公益慈善论坛"。通过这个国际论坛搭建中国公益组织与世界主流经济组织、国际公益组织、民间草根组织对话的平台，推动国际公益慈善事业和公益慈善产业的成长。

　　另外，我们还设置了"壹基金公益奖"，以公信、专业、执行和持续这四项为主要考量标准，评选公益领域优秀的NPO(非营利性组织)团队，对获奖的公益组织或项目进行款项的资助，以此来促进和推动中国公益产业的发展。

　　记者：不再做实际的项目，而是要搞模式和行业标准？

　　李连杰：对，这一年里，我花了半年时间拜访海内外专家学者，拜访了全球一些最大的慈善组织，希望能够寻找一个科学的模式，把"壹基金"作用发挥到最大。

　　我们在西方看到，像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盖茨基金等这样的大基金，它们的模式是从商界募捐，然后再把钱给那些专业理财机构经营，做一些投资赚取盈利，把基金会培养成老母鸡，下很多的蛋，将这些鸡蛋回馈社会。它们会开展一些慈善项目的招标，由专业慈善组织竞标，中标组织负责实施，它们再请专业公司审计监督。

　　英国的慈善组织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我们国内的最早的民间组织也就20年。中国的慈善事业才刚刚起步，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如何学习国外的经验，这是我现在想的事情。

　　起码，通过国外经验，我们可以知道衡量公益组织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可以像五星级酒店评比一样，对国内的慈善基金和公益组织进行评比，告诉捐款人，1400个非公募基金、几十万个NGO哪一个公信力强，专业化程度和透明度高，可持续性和服务效果最好。

　　记者：你现在总提"76亿人"、"一个地球"，这么多人这么多困难，你一个人救得过来吗？

　　李连杰：其实地球就是一个人，五大洲就是人的心肝脾肺肾，全世界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管你是什么国家什么种族，我们都是一家人，都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环境里生活。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我不仅仅要爱中国人，还要爱世界上所有的人。"

　　我一个人的力量当然有限，不能彻底改变现实，但是做总比不做好，做多少是多少。如果我们一起做，长此以往，未来一定会很美好。就像奥运会，1000万北京市民，如果一个人每星期做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那将是多么巨大的成果！如果13亿中国人都能够为这个"家"做一点点事情，那就更不得了了，这个"家"将会变得很美好。-
　　
　　和你在一起
　　
　　
　　中国红十字紧急调集医护人员前往四川救援
　　
　　四川汶川大地震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告诉我们，如何建立起一支有效的志愿者队伍，灾害发生时如何科学、有序地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作用，还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撰稿·李泽旭(特派记者)
　　
　　也许这是共和国59年来出现的最大的一支人民大军，他们来自祖国各地，他们来自四面八方。"5·１2"四川汶川8级大地震发生后，无数国人暂时放下震撼与悲伤，或献血、捐款，或自掏腰包，迅速奔赴四川灾区，份份爱心如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湖海，汇成一座可抵御任何艰难险阻的钢铁长城。

　　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志愿者"，他们发出同一个声音--和你在一起，与你共承担。
　　
　　"志愿军"
　　
　　门"吱嘎"一声轻响，四川省人民医院住院部九楼的一个病房房门被推开了一条缝，16岁的杨君把小脑袋探了进来，双下肢从踝骨处截肢的同班同学高英正聚精会神地在病床上捧着志愿者阿姨带来的电脑看卡通片。杨君吐了吐舌头，做了个怪脸，发现高英没有注意到她，悄悄地关上了门，哼着歌曲，吊着神经受损的右臂，蹦蹦跳跳地向一楼抗震救灾志愿者招募处跑去。

　　"高英明天(22日)就要送到广州治疗了，你今天去看她了么？"招募处的志愿者卓阿姨看到杨君过来，很自然地抬手刮了一下杨君的鼻子。

　　"嗯，她在看卡通，情绪看样子好多了。"杨君撒娇地用左手搂住卓阿姨的胳膊。

　　"想不想吃巧克力？"

　　"想吃。"

　　"我也想吃。走，我们俩到外面去买。"

　　"你不减肥啦？！"

　　"不减了……"

　　两个人说着手挽手向医院外面走去，远去的背影就像一对亲昵的母女。

　　5月12日下午2点28分，一阵剧烈的震动过后，在都江堰聚源中学二楼初三年级上课的杨君被砸晕了过去，直到被前来营救的同学的父亲从废墟中挖了出来。在医院的这9天来，与她在一起时间最多的就是卓阿姨这些志愿者，父母因为农忙收割，在看到女儿安全后已赶回了聚源镇。

　　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在灾区营救现场、在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在医院病房、在各救灾物资调配中心……只要是有需要的地方就能看到志愿者的身影。

　　共青团四川省委志愿者工作部办公室，部长江海的两部手机和办公桌上的电话不断在响，江的两只手已经忙不过来了。10多分钟后，好不容易电话安静下来的间隙，江沙哑着声音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四川灾区，最引人注目的有三支队伍，一支是解放军等抢险救援队伍，一支是医疗救护队伍，还有一支就是随处可见的'志愿军'。"

　　地震发生后，作为四川省唯一志愿者官方招募机构，共青团四川省委联合四川青年志愿者协会、四川省青年联合会、大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共同开展的名为"黄丝带行动"的志愿者抗震救灾活动，通过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络等方式向省内外发布招募公告。

　　"招募压力越来越大，发布热线电话一周以来，每天有两千多个电话进来。许多志愿者打听到我的手机号，干脆直接联系我，我的手机这些天始终处在充电状态，并且经常被打死机。热线电话不够用，我们又开通声讯台，16日开通的第一天安排了3名接线员，第二天就紧急增加到9人，第三天不得不增至15人。截至21日，省内外、境内外前来报名的志愿者已经达到107万人。灾区到处都是志愿者，有的